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

（一）宋人“平淡”诗况是与梅尧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尧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①的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中的经典表述。关于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主张和实践应从其与“西昆体”为代表的宋初诗风的比较中去把握。来人有一段关于梅尧臣诗歌地位的精辟之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②这“古淡”是梅尧臣自己的主张，欧阳修有诗载：“子（梅尧臣）言古淡有其味，大羹岂须调以养。”③“方谈”也是其他诗人～致推尊的境界。如欧阳修认为“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④苏舜…     

黄庭坚晚年“为画满纸”思想研究

黄庭坚晚年的诗风由早年的奇崛生硬变为平淡而山高水深。他是如何实现这种风格转变的,其创作思想的变革又是什么?至今未有合理的解读。事实上,北宋绍圣后,黄庭坚援书入诗,采用书法中"为画满纸"的方法创作。"为画满纸"意含"不齐之齐"、"意脉贯注"、"纵横有象"三法,此三法可纠正其绍圣前诗歌雕琢生硬、笔意断裂、迟钝腐陋等弊病。黄庭坚晚年诗歌的"为画满纸",矫正了白居易、李白、苏轼、张耒等诗歌章法结构率意单一的弊病。南宋后,杨万里、刘克庄、方回、元好问、赵孟瞓等晚年的诗歌创作,都延用了黄庭坚的"为画满纸"法,来纠正自身早年集古诗所致生硬雕琢之弊。     

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论“比兴”解诗及其历史命运

"比兴"阐释模式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和亲和性的特点,为各种"误读"提供了解诗的方便.将<古诗十九首>视为"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政教比兴"是功利性的有效"误读",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占据整体文化语境主流地位的必然结果,<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也由此而成就."比兴"的政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不仅遮蔽了诗歌文本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而且造成了中国诗学的经学化倾向和经典化的"误读".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论《古诗归》的“隐语”式评选

<古诗归>是明代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评选的一部古诗选本.该选本大量选入古逸诗、<易林>、郊庙乐府等隐语式诗歌,不仅在表达方式上与佛禅话语相同,而且在思维方式上,<古诗归>也体现出竟陵派对"精神"本体的追求与禅宗自悟体道的内向超越之路完全一致.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论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

以"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是:<诗>学批评方法由"观世"向"观道"之变,内容阐释由"无邪"向"有邪"之变,致用方向由"比兴"向"兴干诗"之变,解读方法由"艰险"向"平易"之变.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经郭沫若质疑,但至今被奉为经典,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必选篇目。其实此诗"安得广厦"云云诚"措大想头",不足为贵;怒对"群童",事乖情违,格近鄙陋;又以意为诗,镵刻成僻,偏离了"感物吟志"的现实主义传统,遂开宋人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所以历代颇有訾议,诗话中少有推重,金圣叹《杜诗解》、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也不选它。此诗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是一篇有严重瑕疵的作品,既不足为杜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也不足称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之作,应该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下来。     

“为学”与“为道”:先秦道家的认知观

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存在着"为学"与"为道"这两种认知方式,其中"为学"指的是对世俗之学的认知",为道"强调的是对大道的体认。从本质上讲",为道"是对"为学"的"绝弃"。两者虽看似矛盾,然而事实上,在道家看来,"为学"是"为道"的基础,是认知的第一个层次";为道"是对"为学"的超越,属于认知的第二个层次;两者对立统一,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先秦道家的认知观。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