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及来源

湖南境内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共有四种：“V+在+N（L）”、“V+到+N（L）”，“V+体貌助词+N（L）”和“V+体貌助词+在+N（L）”。“V+体貌助词+在+N（L）”的来源于六朝时期就已常见的“（S-P）在NL”结构。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语义分析

“使”字句的事件结构由表致使关系的和表描述结果的两个原子事件组成。前一个事件中的谓词“使”不但决定了该事件的致使性质 ,而且使得“使”字句的整个句式表示的是致使性质的事件结构。“使”字在事件结构中可以有颗粒度或粗或细两种描写方式 ,前者强调对“使”字语义的概括性 ,后者突出“使”字的词汇特征。实际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使”字句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句法格式 ,但是这两种格式可以在语义上一致性处理为表致使的事件结构。“使得”句可以看做是“使”字句的变体形式 ,因此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描写方式也适用于“使得”句的情况。运用新戴维森分析法来描写“使”字句的事件结构 ,不仅能够准确、规范地刻画出“使”字语义内容及整个“使”字句的句式语义 ,而且丰富了传统逻辑描写自然语言的手段。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多/少+N”结构的句法分析

本文从句法角度分析了"多/少+N"结构。发现"多/少+N"结构类型有:名词性偏正结构、动宾结构、名词性偏正结构或动宾结构。可以通过语义替换、语法功能等进行判别。"多/少+N"结构的句法功能主要是充当主语、谓语、定语。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命题释义

“度物象而取其真”是荆浩《笔法记》中最有价值的美学命题。“度”是一种当下圆成的直觉观照;“取”不是人为的获取,而是顺应地禀受,是心灵与物象的冥合为一。“度物象而取其真”是一种触物即真、即现象即本体的认知结构,它不求超越物象以获真实,亦非要艺术家赋予对象以生命,而是说艺术的价值在于生命与存在本身。艺术创造的至境是,让存在的意义自由自在地呈现。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其独特贡献。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再辨析——兼答复一种反批评的意见

 　
　　摘要：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要理解其变革性与具体规定性。把“实践”概念泛化,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意。“实践”不能作为“本体”,作为“存在”之源。马克思的实践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将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用实践论阐释“人生在世”是不妥当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就容易将存在虚无化、客体实践化、主体生存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使辩证法和唯物论得到彻底的贯彻。     

古文字中用作“伊”之字考释

叔夷镈、钟及清华简中释读作“伊”之字的右旁,是从卜辞中有斜笔或横笔的“几”字演变来的,由于“伊”、“几”古音读音相近,因此这些从“几”得声之字在铭文及简文中读作“伊”。另外,中山王〖XC03魏宜辉-1.bmp;E+3.651mm。3.588mm,JZ〗铜器铭文中用作“也”的“〖XC03魏宜辉-2.bmp;E+3.572mm。3.540mm,JZ〗”字,其所从“〖XC03魏宜辉-3.bmp;E+4.104mm。1.543mm,JZ〗”旁很可能也是从卜辞中有斜笔的“几”字演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