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中的伪主体——以2005年以来的“身体景观”语象为中心

近十余年来,网络媒体在中国大陆飞速发展,并滋生出花样繁多的网络词汇.其中一部分内应于身体景观,在虚无的伪神性追逐、跨性别的伪女权狂欢以及非景观形象的自嘲中,构建大众的身份认同.“女神”“男神”“小鲜肉”“女汉子”“屌丝”等网络词汇,实际在构建大众身份认同的幻影之影,并最终招致大众主体性想象危机.     

陈凯歌：霸王远去，屌丝逆袭

“我理解同行,面对苦逼的生活处境和创作环境,不能完满地表达自己。” “我撑死了,是屌丝逆袭成功。”     

粗鄙时代：强者愈粗 弱者愈鄙

著名导演冯小刚忍不住了,便狠狠地批了“屌丝”这个词。这条微博引发了两极评论,有人认为冯小刚完全不懂这--流行词中的自我解嘲,想把底层人士开自己玩笑的权利都剥夺;有人觉得这词粗鄙至极,本不应该流传。中国民众有自谦甚至自轻自贱的传统,以前自称草民、贱民,后来自称屁民,“屌丝”发明后,自我解嘲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试析大众文化的特点、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流动性、普及性与承载性等特点，它的兴起与传播已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应，造成了忽视文化的社会效益，排挤高雅文化，冲击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模塑大众，使大众文化品位逐步走向低俗化和单调化。对大众文化必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在坚持文化的领导权的前提下，大力加强文化法制建设，进行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使大众文化朝着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     

雅俗的互动与提升--论通俗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通俗小说作家充满了读者接受意识,他们是读者文化心态的代言人,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适合了大众的欣赏口味,与大众的审美心理相契合,受到大众的欢迎。但通俗小说常常能创造辉煌一时的、短暂的美丽,又难逃被正统文学长期排斥的尴尬。而文学是在雅俗互变过程中不断获得提升和发展的,通俗小说正是促进了这种提升和发展,它是文学发展的必要的过渡和铺垫。也许有一天雅文化也会变成大众的“俗”,那么全民族的文化水准也就得到了提升。     

大众文化平议

大众文化平议［美］Ｊ．利尔斯王德胜译评价劳伦斯·列文的文章是相当困难的。自从十几年前文化研究中群雄并起、喧闹一时，其后巴赫金的“对话批评”及接受理论被人们普遍接受，再加上经过了对黑人反主流文化的大量探索及对“听众问题”的长期的沉思之后，谁还会坚信大众...     

宋代“说话”家数平议

中国小说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新的飞跃。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伴随着具有鲜明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性质的“说话”艺术的兴盛，一种新型的小说———“话本小说”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使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它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正由于如此，宋代话本小说及与之相关的宋代说话伎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回顾百余年的通俗小说研究，可谓学人辈出，著述丰富，多有创…     

美学与现代生活

本文以现代文化发展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影响为背景 ,探讨美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关系 ,揭示美学对于现代生活的独特意义。文章围绕着“自我”这个中心概念 ,着重分析“美”、“崇高”两个核心美学概念的文化内含和历史演化。作者的基本思想是 :把被抽象化和普遍化的美学思想还原到历史深处 ,更进一步地发掘它们的文化价值。在新世纪的背景上 ,作者肯定美学的积极意义 ,但明确承认它的危机 ,并且指出 ,新的美学前景需要经历一个从“自我”中心到“世界整体”的审美意识转换。海德格尔的美学美学已经提示了这个转换 ,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则为之准备了丰富的资源。     

爱因斯坦：曾经的超级“民科”

“民科”（“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简称）这个词汇，如今已逐渐被国内大众媒体广泛接受和采用，它的一般定义是：没有在相应的科学共同体中任职，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未被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人。例如，一个无业人员研究星占学或炼金术，那么他很容易被视为“民科”；又如，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工程师，虽然在纺织技术领域堪称专业，但是如果他业余开...     

媒介贱文化批判——以典型网络热词为例

“屌丝”“国民老公”等网络热词在网络空间爆发,毫无遮拦地表达出网民对权力、声名和金钱的崇拜感、饥渴感.此类网络热词的流行构成了中国媒介文化的新景观——贱文化.该文化现象在网络空间强势崛起,并藉传统媒体的再传播,呈现向现实生活蔓延的趋势.运用话语阐释学的方法,尝试厘清中国媒介贱文化的发展谱系,剖析媒介贱文化的本质内涵,认为这是一种颓废而奴性、媚俗而绝望的后现代文化.基于对媒介贱文化流行原因的多维度分析,提出消解贱文化话语及其影响的路径.     

繁荣与创意发展中的香港慈善事业

香港的慈善文化历史悠久，已经融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已成为主流的社会核心价值。“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为慈善事业发展创造了发展空间。     

作为当代形象的今日先锋

当代文化生活中的先锋艺术只是一种封闭的游戏。它的反传统是意义的丧失，内容的瓦解，它以自身无意义的形象游戏满足当代人关于自我的形象虚构。先锋艺术在创作上则表现为逃避崇高，欲望代替激情，形象代替存在，制作代替创作。王朔式的“侃”之所以走向媚俗，不仅为了迎合市场，而且是其创作力沦丧之必然。镜前先锋的明星们服从市场运动的绝对原则，其包装、隐私、轶事和他们的“艺术形象”如出一辙。追星现象一方面表现了伪审美精神的胜利，另一方面则造成大众迷信。先锋是当代文化的现实，而不是当代文化的未来。超越先锋，从形象回归存在，深入现实，超越现实，才是文化的未来     

我国传媒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表征

大众传媒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关注和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导向发挥着它的社会公信力,我国社会转型后崛起的大众消费模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然会进入传媒文化的内容构成。另外,市场机制的运作使大众传媒更加关注产品内容的“可消费性”,消费主义和商业利润之间的天然维系使传媒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从文化语境和现实表征层面来透视传媒消费主义更有利于对它作出理性的解读和思考。     

知识分子的退场

所谓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教育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模糊的问题。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个问题是以教养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在知识分子启蒙大众这一阶层性的关系中被人们思考的。利奥塔尔在他的论文集——《知识分子的终结》中这样写道:“启蒙主义者及其19世纪的后继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曾认为,如果普及了教育,市民的自由就会被强化,排他性的利己主义就会被扫除,这样,战争就能够防止。”在启蒙主义的时代,确实有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事。因此,设定知识分子和大众或称为市民的对立关系,是有充分理由的。     

正视凤姐的智力和品格

凤姐,是一位被大众严重低估了的人物。 凤姐搅动了大众的是精心制造的一个“强烈反差”——一个“应该自卑”、“应该羞愧”的丑女,居然自信、自恋!居然反传统、反习俗地如此张扬!     

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本文介绍了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的大众文化理论。针对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消极悲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力图提出并阐述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发掘大众文化的反抗可能性。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并非体现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而是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理解文化工业的产品,在“他人”提纲的产品中创造自己的意义。大众的这种积极性与创造性虽然不是激进革命式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它时刻地在侵蚀着统治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与激进的社会革命不同的“微观政治行为”,它也是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惟一可能的进步政治形式     

关于文化力的思考

“文化力”是相对于“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而提出的概念。其实质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民族精神、民众素质等精神因素的总和。文化力体现了文化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印证本质。文化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它已被当代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文化力可从多个角度来揭示,但主要的还是“精神力”和“知识力”两个维度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胜力,锻造文化力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根本目标。     

被老板“炒鱿鱼”，如何面对？

如何面对被老板“炒鱿鱼”的局面，也许首先应该知道如何避免它的发生。但事实上，有些事情是逃避不了的。比如说，行业不景气、公司销售锐减、洽谈业务泡汤、精简人事等。那么面对炒鱿鱼，你的反映如何?     

创新者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访辽宁省版权保护协会秘书长周绍军

2007年4月26日,是国际上第七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而今年又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定位为“知识产权文化年”。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近日采访了辽宁省版权保护协会的秘书长周绍军先生,以期深入了解对大众来讲还比较陌生的“版权”概念和辽宁省版权保护工作的具体状况。     

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评析(上)

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以双重理论范式把握和切入大众文化的双重结构,即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对以往经典的单一性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它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建构使大众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范式之一的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采取与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立场,从平民主义和大众立场出发,发掘民间社会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反应,发现大众参与和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从微观和差异层面来探索其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彰显了作为反权力话语的文化研究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