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 ,而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区域差异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测算我国 1 985～ 1 990、 1 990～ 1 995和 1 995～ 2 0 0 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验证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 ,测算相应时段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情况下的各区域理论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潜力 ,并分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释放速度。     

中国不同职业省际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的人口普查资料,首先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职业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也分析了不同时期省际人口的迁移原因变化以及多个因子对省际迁移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省际迁移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为生产运输类,且从事此类职业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愿意迁入高收入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因素(城镇化水平、收入和消费)、就业结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文发展指数的"拉力"作用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2015～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宏观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造成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人口迁出省份昔日东迁人口“逆势”回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导致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呈分散化及其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分析其影响因素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已显弱化;空间因素的作用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出现减小趋势;开放度等良好的市场化及人文社会环境已对迁移人口选择目的地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各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省际差异。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迁移弹性与劳动市场转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移行,中国政府对人口迁移的控制政策逐步缓和,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及移民对迁移的选择的自由度都逐步增大,人口迁移日将显示出“市场经济化”的特色。一般说来,迁移人口大多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的迁移又几乎都与劳动就业相关,所以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之间往往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日趋活跃、渐呈“市场经济化”的人口迁移,没有相适应的劳动市场,“市场经济化”的转变和保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根据这一关系,通过对人口迁移、特别是人口迁移收入弹性的分析,来考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劳动市场的类型、特征及其转变。 1.人口迁移收入弹性与劳动市场类型的一般关系 (1)人口迁移弹性的含义 如果把人口迁移量看做是被说明变量,把影响人口迁移量变化的因素看做是说明变量,那么人口迁移弹性就是指人口迁移量的相对变动对影响其发生的某一说明变量相对变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反映程度,其定义式可表示如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重心演化考探

文章引入人口迁移重心的概念,并以此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人口迁移重心与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位移的联动变化,发现相对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仍然是未来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第二人口红利:理论与实证

当前相关研究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对开创性文献及其具体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居民面临养老风险而提高的储蓄率及其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效应.利用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剔除第一人口红利效应之后,计量分析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第二人口红利.在我国社会养老体制不断变革的背景条件下,人口寿命延长是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老人抚养比的增大并没有对居民储蓄率造成显著影响.     

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