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论唐代文士的集会宴游对创作的影响

唐代已出仕或未出仕的文士均有集会宴游的生活。在集会宴游中,文士多有酬唱应答、作文撰序、题咏赛诗,为诗文创作及诗艺的提高提供了契机,促进了文学创作。这类作品体式多样,形式及内容上均有特色。在内容上尽管有其狭窄不足之处,但也能展现文士的生活与情态,以及社会现实的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关注现实哀歌人生 ——晚唐诗人陆龟蒙的愤世文学思想初探

晚唐诗人陆龟蒙自《新唐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后,其诗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他的诗中既有鄙薄名利、清净淡泊的境界,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倡导遁世文学的同时,其诗歌创作继承了《离骚》中愤世嫉俗、哀歌人生的主题,并与唐末感伤诗相融汇,形成了更为强劲、慷慨多悲的愤世文学。     

元代僧诗现象平议

在35首元代诗歌中,就有一首僧诗。元代诗坛发生的重要潮流、倾向和事件,诗僧都有介入。元代著名文士普遍与诗僧们交往结缘,与在这以前坚守儒家门户、力排佛老的唐宋文学大家有明显差异。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清初遗民诗僧之兴亡诗论略

甲申之变可以看作遗民诗僧们诗歌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国变前,为诗更多表现个人思绪,诗歌风格趋于清冷幽静、自然诙谐;国变后,注重将个人感受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善为兴亡之作。这类兴亡诗表现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深沉的兴亡之感,风格慷慨悲凉,忧愤深广。     

论清初广东天然和尚诗教法门之开启

明清之际岭南文士参禅之风特盛,海云系为滨海一大法窟,天然和尚座下高僧云集,以遗民文士入禅者多。为培植正信、振起宗风,和尚以诗为教,组织社团,并提出“似诗”理念,引领诗歌唱和活动;又鼓励批评切磋,编刻多种文集,以实现“乐与天下,以尤乐待一人”之目的。在“似诗”理论的指导下,岭南诗歌创作出现一种奇特的风格和流派,天然和尚座下释子也因此找到了入禅的门径,提高了禅学修养,最终抵达安身立命处。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王梵志、寒山佛理劝善诗的异同

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最青睐、擅长佛理劝善诗,且佛理劝善诗亦最能体现他们的创作特色。王梵志的佛理劝善诗,主要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寒山的佛理劝善诗,更多具有文人化倾向,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仅认定王、寒两人同属唐代白话诗派,而对两人之间的细部区别不加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