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易言"无"难

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是存在，即“有”，而不是不存在，即“无”。“无”不能作为哲学的起点。从“无”中只能产生“无”，不可能产生“有”。大爆炸宇宙论表明，宇宙产生于“有”。“无”不能作本体。哲学的本体，即根本，只能是“存在”，即“有”，而不是“无”。说教室里“有”人，这很容易，比如听见“有”人声，看见“有”人影，等等。但说教室里“没有”人则难，因为没有灯光，没有人声，屋子上锁，皆不能证明教室里“没有”人。要证明森林里有人，这很容易。比如举出看到火堆的灰烬，听到有人的声音等例证。但要举出森林里“没有”人的…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中华文明“仁爱”精神特质的内涵演进、逻辑层次及其当代价值

“讲仁爱”是中华文明发展孕育的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从纵向时空性看，“仁爱”精神特质的内涵先后经历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博爱谓仁”到“民胞物与”的与时嬗演。从横向层次性看，“仁爱”精神特质在逻辑上主要存在“亲爱亲人”“爱众亲仁”“爱惜万物”“博爱宇宙”四个层次。“仁爱”精神特质在历史上对于维系农耕时代的温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仁爱”精神特质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于破解当代“四大友善”难题、涵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意义重大，借鉴“孝悌之道”“仁者爱人”“博施济众”和“民胞物与”思想，能够促进“家庭友善”“人际友善”“社会友善”和“人与自然友善”。     

老妈的新潮事儿

老妈年纪大了，但思想并不老，对一些新潮的词儿和新潮的事儿，很是感兴趣，“酷”“顶”“月光族”“钻石王老五”“粉丝”，这些新潮的词儿一应俱知。老妈还时常关心国家大事，“和谐社会”“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诗经》疑义辨析一则

《诗经?大雅?大明》中“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分析“朝”“会朝”及“清明”的语例类型可知，这里的“朝”当解为早晨，分析“会”字的发展演变线索可知，这里的“会”当仍为动词，可释为“适逢”“碰到”等。因此，“会朝清明”当为“肆伐大商”的时间状语，全句应释为“全力去讨伐商纣之时，适逢早晨清明的时光。”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论贺铸《东山词》“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

贺铸常将心中之孤苦与“物是人非”意识融为一体进行创作。考察其《东山词》中的相关内容发现，“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有四：“重游故地”的书写，“物”指草木、山河等，而“人”指美人或亲友；“旧屋、故院”的书写，“物”指房屋里的日常用品、庭院中的自然景致，而“人”常指妻子；“老年”的书写，“物”亦指自然之物，而“人”指作者本身；“回顾古人”的书写，“物”泛指某个地点，而“人”则指古人或历史人物。     

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陈水扁“废统”用心何在

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六年来，年年都有谋求“台独”或“去中国化”，以“切香肠”方式“谋独”动作不断，一开始还有些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后来便越来越明目张胆。2000年11月台“外交部”密令各驻外“大使馆”、办事处，停止使用“国徽”，以梅花代替；2001年12月，台“新闻局”公布新的局徽，取代原先具有的中国版图的旧局徽；2002年2月，为驻外机构“正名”，不用“中华民国”字眼，改名为台湾代表处；2003年9月，护照上加注“台湾”。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方回论“格高”与“圆熟”

方回评诗首推“格高”，自称“格高格卑”之论为其所创。其实，“格高格卑”之论并非方回所创，而是在宋人多以格论诗的背景下形成的。方回诗风崇尚也并非单讲“格高”，而是“格高”与“圆熟”互济。本文探讨了“格高”与“圆熟”的来处，分析了“格高”、“圆熟”多方面的含义。     

天命与人生的互贯互通及其实践取向——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发微

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乃是传统儒学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命题。与现象界形形色色分殊的事物对应，所谓“合一”之“一”，乃是指有着巨大统一性的“本体”；“本体”与“现象”不即不离的关系，实即“一”与“多”互摄互涵的关系，可用“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来加以概括。超越的天道可以下贯于现实的人生，宇宙论与心性论亦可互释互诠，因而人必须敬德修业，才能尽“人”以合“天”，遂不能不有“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以圆成与“天”一体通贯的生命本体的完整统一。“天”既可指形上超越的本体，也可指形下具象的自然。人能“参赞化育”即意味着“人”与“天”可以合为一个共同的生命创造体。只有以“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为前提，才能激活“心”与“天”一根而发的活泼创造生机。“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突出“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这既是人生“下学上达”服从内在道德律令显现出来的神圣与庄重，也是“天命”与“人生”打成一片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     

“超越”何以可能？——就“超越”问题争鸣与诸先生商榷

“超越”作为哲学与宗教的重要问题，不仅是主客对立下的存在者化的概念，还是前存在者意义上的“超越活动”。“超越活动”是“超越的本源”，现代新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均是“超越活动”的对象化，即人通过作为“超越活动”的“爱”与“思”而成为超验的存在者，而超凡存在者“天”的生成则与人的敬畏情感与形上追求相关。因此， “超越”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超越性问题。近年来，对于“超越”观念的讨论如此热烈，与“人本主义”背景下人的超越性问题密切相关。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五育”融合下劳动教育的变革与育人路径

在新时代“教育新体系”建构下，劳动教育越发受到重视，与德智体美其他“四育”同等重要。教育领域由此不断探索劳育“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基于对“劳动教育”概念的解析，分析其存在的现实问题，打破“融合”困境，塑造“五育融合”的综合性育人价值理念，采取以“劳育全人”育人方向，建立融合目标路径；以“劳动+”模式，建立融合内容路径；以“社会+教师+家庭”支持系统，建立融合保障的三大实践路径，打造全方位育人新体系。     

“达瓦孜”新探

“达瓦孜”。维吾尔语又称“达尔哈奇克西”，意为上高架踩大绳。我国汉文文献称“绳伎”、“走索”、“绳舞”、“高嬗伎”、“戏绳”、“履绳”、“[纟亘]戏”、“踏索伎”、“走软绳”、“绳技”、“踏绳”、“踏软索”、“走绳”等。这一高难度惊险的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并日趋成熟。不仅是使用的道具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在演出的技巧上也不断有新的突破，成为灿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支耀眼的奇葩。它先被列入“百戏”，后又编人“散乐”，晋以后称之为“杂伎”。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