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     

人口转变: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概念?

人口转变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有80多年的历史。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对人口转变的研究和贡献,使之成为人口学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它概括了人类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的演变特点以及这种演变的原因和社会经济后果。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学者范德卡及其同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以此概括二战以后发生在西欧的一系列人口和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生育率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又有学者用"第三次人口转变"表述欧美国家持续的低生育率和高迁入率导致的人种结构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三次人口转变"的提出者们的研究是非常有启发性和有价值的,但并不赞成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内容冠以"人口转变"。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

运用聚类分析方法 ,从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和自然增长率三方面综合了我国 1990年各地区的人口状况 ,将各地区按人口转变完成程度的异同进行了归类 ,并与按生育率转变完成程度的地区划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两种地区类型划分有较大的一致性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曲折、艰难、辉煌的中国生育转变

从1979～2009年30年人口变动的历程来看,中国人口转变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辉煌的,但其转变的历程,尤其是生育转变的历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历史留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本文将近30年来的生育转变历程为四个阶段,从而突显了不同阶段生育水平的变化,以及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变革、生育行为以及生育政策博弈的结果。1979～1984年生育水平反弹波动,反映出严格的生育政策遇到强大阻力,结果是欲速而不达。1985～1991年生育高峰如期而至,显示了人口内在规律的强大威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口控制的力量。1992～1999生育率再次下降,并穿透替代水平生育率,宣告人口转变基本完成。2000～2009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人口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势在必行。     

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的6.0降到目前的1.8,已低于临界生育率水平,并稳定地保持了近10年。扭转了过去300多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有望于2030年前后达到零增长,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的水平上,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全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高于临界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2050年可能突破100亿。继续降低总和生育率仍然是人口学界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要保持中国未来人口系统的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福祉,加强人口学科学研究,建立人口全息系统工程,对全社会的人口状态进行不间断监测,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提供实时信息。该系统的信息应能准确到人,关爱到人,服务到人,与其它社会信息系统联网,如电子健康(eHealth)、地理信息系统(GIS)、环境、社会保障和安全、教育系统等,形成国家基础信息系统的骨干主网。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Expl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aralleled each other from 1949 to 1978.Mortality rate decreased rapidly during the early 1950s as a result of the public health campaign,which initiated the proces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Countering the problem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1950s,China put forward the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realizing planned childbearing",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brewing.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reinforced in the 1960s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Finally,China launche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y vigorously implementing population control and family planning in the 1970s in the mids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size of population exerted great press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hines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消费制度的重大变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中国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人口红利对消费制度变迁的影响:死亡率下降主导的初期阶段,人口转变固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出生率下降主导阶段,人口转变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原有消费制度的不均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出消费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下降的必然性和中国保持适度人口增长的必要。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一个广义视野的考察

本文首先描述了西方学者对人口转变过程、阶段的描述和微观、宏观层面原因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论争,最后从广义的视野讨论了传统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型、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关系。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世纪末,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并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的人口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计生政策提出了建议。     

西部人口转变探析

利用1969-1998全国分省人口的统计资料,描述了西部人口转变的过程,比较了西部与东部和全国人口转变的差异,以及西部内部人口转变的差异,总结出西部人口转变的三个特点,指出西部人口转变的彻底完成还有待于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中国人口转变研究综述

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性转变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目前所处阶段还有不同观点。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分析,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进入后人口转变期。2l世纪,伴随人口转变过程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口转变问题将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这既为中国人口发展提出挑战,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人口转变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