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

从目前来看 ,出生性别比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方面是直接原因 ,包括统计上的漏报、不报和瞒报 ,胎儿性别选择现象的存在和女婴死亡率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包括传统的宗法观念 ,现有生产水平对性别偏好的制约 ,及传统养老模式对性别偏好的强化。虽然 ,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个体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但是社会制度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制度因素通过个体的文化因素而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主要从制度角度分析 ,为何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为何人们有性别偏好。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中 ,社会…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建立完善法律体系 加强部门联合执法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人口性别均衡与否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未来发展的大事。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大多数家庭以居家养老为主。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生育男性偏好是农村生育意愿的主流,现实中超生抢生都是为了生儿子,加之近年来医学设备的广泛使用,管理不到位,非医学需要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等问题,形成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既影响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分析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Old Habits Die Hard? Lingering Son Preference in an Era of Normalizing Sex Ratios at Birth in South Korea

South Korea was among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port both an abnormally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SRB) and its subsequent normalization. We examine the role of son preference in driv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during a period of declining SRB and consider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broader social context to explaining changes in intentions. We employ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n Fertility, Family Health and Welfare that span 1991–2012. We find that reported son preference declined to a great extent but remained substantial by the end of the observation period, and that the intention to have a third child still differed by sex of existing children. Change in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does not explain the decline in son preference, suggesting that broad social changes were also importa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son preference evolves in the post-transitional context of very low fertilit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ity Structure and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In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SRB)associat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fertility level. The change of the parity structure,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low fertility level,ma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hange of the SRB. We fi nd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and higher parity deters the imbalance of the SRB in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SRB in China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second and higher parity's correspondent level of SRB before 2000,and the fi rst parity's SRB also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fter 2000.     

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

通过对多套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数据是否可靠、出生性别比数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普查数据中0岁人口组性别比明显偏低,该年龄组的数据质量不可靠,判断我国出生性别比水平的态势应以其他低年龄组性别比的数据为主。普查数据中低年龄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女(婴)孩漏报的现象,导致低年龄组性别比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升高,影响了对我国真实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判断。但是,即使扣除了这个因素,各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依旧远远高于正常值。所以,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偏高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并没有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么高。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Gendering family composition: Sex preferences for children and childbearing behavior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a society's gender system may influence parents' sex preferences for children. If this is true, one should expect to find no evidence of such preferences in countr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it data from population registers from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to examine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parental sex preferenc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to four decades. First, we do not observe an effect of the sex of the first born child on second-birth risks. Second, we detect a distinct preference for at least one child of each sex among parents of two children. For third births, Danish, Norwegian, and Swedish parents seem to develop a preference for having a daughter, while Finns exhibit a significant preference for having a son.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modernization and more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men do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parental gender indifference. On the contrary, they may even result in new sex preferences.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陕西省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及对策探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新生耍儿性别比高于正常值上限，而且呈持续升高趋势。2005年出生婴儿性别比创历史新高，高于全国水平，分孩次出生婴儿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城市出生婴儿性别比低于镇和农村。对此，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倡导社会性别公正，将社会性别意识蚋入决策主流，逆步消除性别偏好。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承认生育的社会价值，建立健全社会补偿制度，依靠利益导向方面的激励政策和措施支持。转变社会风气，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机制。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