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由于佛教东传 ,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史书以僧人传记最为发达 ,见之著录者凡数十种之多 ,但后来大多散佚。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是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僧传 ,因此它不仅是研究六朝史的重要文献 ,同时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贵语料。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 1992年版《高僧传》由汤用彤先生校点整理 ,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本子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故有必要重新进行校理与研究。     

读《张衡传》

统编高中课本《语文》第三册《张衡传》,节选自南北朝时南朝宋代史学家、文学家范晔的《后汉书·张衡传》。《张衡传》全文,全面记叙张衡在文学上、政治上、科学上的成就,并以较多的篇幅收录他的文学创作,最后还对他有所评论。节选的《张衡传》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节选的这一部分说,是一篇科学家传记。 传记是记载人物一生事迹的文章,包括姓名、籍贯、行为、品质以及各方面的事迹     

《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史料价值及其局限性

《嘉靖以来首辅传》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所著的一部有关明代中后期内阁辅臣事迹的传记史书。该书是较早研究内阁制度的专书,因为史料丰富,详实可靠,所以成为《明史》相关传记的史源,其中有些记载可以弥补《明史》的阙漏。虽然也有些不足,但其史料价值仍然很高。     

从僧传与小说关系角度看《坛经》中的惠能传

《坛经》的内容包括叙事性强的高僧惠能传记以及惠能佛学思想记录两大部分。在《坛经》版本演变的过程里,两大部分都有所变化,尤以惠能传记部分变化较为明显,且在变化中体现出其与世俗叙事文学与世俗文化心理的密切联系。可以将《坛经》惠能传记部分的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从叙事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坛经》惠能传记中谶言与神异情节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管窥以惠能传记为代表的僧传文学与包括历史传记、小说在内的文化大背景的联系,印证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难以割裂这一大文史观。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坛经》与中国禅文化的国外传播——兼论典籍英译的一种策略

《坛经》是记录禅宗“东土第六祖”唐朝高僧惠能（638-715）讲道内容和弘法机缘的佛教经典,也是惟一一部和释迦牟尼佛典并称“经”的中国僧人的著述.许多世纪以来惠能的禅宗学说已经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禅文化,今天已融入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论文探讨中国禅文化在朝鲜、日本和美国的传播和影响,旨在证明其超越时代、超越国度、超越文化、超越信仰的强大生命力.文章还论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典籍英译的一种翻译策略,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回归原典”的主张,并以《坛经》一个新英译本为例讨论了相关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地藏菩萨”金乔觉及其九华山垂迹考

(一)“地藏菩萨”金乔觉是中唐以来著名于我国江表地区的朝鲜三国时新罗高僧。历来人们都把他推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开山佛祖。关于他的行迹,一些历代文献均有所记载,如历朝《九华山志》、安徽《青阳县志》、宋《高僧传》、明《神圣传》等都专门为他立传。     

慧思故事及其形象在唐宋时期的演变

慧思大师是南北朝梁陈时期的一位高僧,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初唐道宣《续高僧传》的记载.而此后尤其是在宋代,出现了各种新的慧思故事和传说,并且往往充满神话色彩.这些故事有些来源于《续高僧传》,而具体内容变化很大,如三生故事以及该故事与唐代三生石故事的混融;有的出自宋代的增衍,如卓锡泉和虎跑泉故事;有的祖袭其他佛教故事而形成,如方广寺故事乃是受到竹林寺故事的影响.在这些故事中,以锁子黄金骨作为对慧思神异性的想象,以惠海、海印之避地突出慧思之重要,均表现出后来僧俗对慧思故事及形象的接受和改造.在宋代天台宗僧人的史籍中,慧思的种种神异故事均被记述和渲染,而在禅宗灯录中,慧思又变成了一位禅宗祖师的形象.慧思故事在宋代社会的广泛流传和接受,其故事和南岳衡山的地理、名胜的紧密结合,表明其故事和形象已成为世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有关“释道安”的文献记载辨正——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为对象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安和上传》有关道安出家年龄与俗家所在地"常山薄柳"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行政区考量,宜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常山扶柳"为妥;《世说新语》有郗超与道安交往的记载,其"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中的"有待"一词虽源于《庄子》,但其前有"道安答直云",故不必作"形上"的解读,其意为僧人的生活资粮有所"依恃"或"取资";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有关道安南下襄阳的史实可信度高,但"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应作"为慕容暐所逼"。在新野分僧众弘法时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非《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所说"法事难立。"辨析过程并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道安传"与学界相关观点展开商榷。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佛经与《列仙传》之关系辨

《列仙传》是释道合流的产物。中土文学对佛典散韵结合形式的模仿并非始于唐代之变文,应言《列仙传》首肇其端。我们试从佛道二教渊源、《列仙传》内容、结构体制与佛经的种种微妙关系角度阐释佛经对《列仙传》的深层影响。     

竹林寺传说及其对明清小说、戏曲之影响探赜

佛教“竹林寺传说”不仅在文言小说史上为唐宋之后的道儒两家所仿袭和改编,它对宋元乃至明清的通俗小说、戏曲影响也不小。考其本源,竹林寺的情节要素中均含有甚深的佛教文化渊源：寺庙中的圣僧或为菩萨或为罗汉,他们驻形于世,维护佛法;寺庙多在遥山大海之中,且时隐时显,神幻异常。竹林寺传说旨在宣扬佛法及弥补民众对世俗僧众的失望。     

南朝神仙传记《周氏冥通记》浅探

成书于南朝时期的《周氏冥通记》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神仙传记。仙传通过主人公周子良冥通神仙的故事,展现出独特的遇仙方式和神奇的宗教体验,表现出当时释道杂糅的神仙思想。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清末“救国女杰”传记的神话化开端

清末的启蒙精英们推出了许多“新女”楷模,这些楷模主要是西方的女豪杰;对于这些人物的传记符号处理,往往属于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历史重构。本文以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为例,阐述了风靡其时的西方女豪杰传的叙事模式是：采用将其神话化的历史-文学认知途径,让传主的所言所行锁定于“女杰救国”的宏大目标中,以激发清末妇女的救亡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