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周幽王名考

几部现行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及《中国历代帝王志》均谓：周宣王于其四十六年卒，子宫涅（ne）继立，是为幽王，即周宣王姓姬名官涅。这实质是一种误解。《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促（sh6ng）立。”关于混，《集解》库：“徐广自：程一作‘     

《公羊传》解经方法初探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原始记录的档案汇编 ,是纯粹史书。专门解说《春秋》的《公羊传》 ,却基本上不解其所载史事 ,而是用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节外生枝、无中生有、任意曲解等方法 ,阐释出种种所谓《春秋》之义。《公羊传》所说《春秋》之义 ,在政治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就其解说《春秋》本文的学术意义而言 ,则几乎一无可取。     

说《左传》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已《史通》对《左传》评论说:“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著,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陈松青《史记》将“春秋”与“国语”相及而言者共二处：甲、《史记·五帝本纪》赞语：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有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幸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从《左传》看春秋历制

《左传》对《春秋》经文中的天象记录作了大量的补充和纠正 :它指出鲁国史官对几次日食发生时间的误载和“闰月不告朔”的失误 ;在“二分二至”的基础上补充了“四立”和惊蛰 ,将二十四气增加到九 ;岁星纪年的出现 ,标志着历制统一为大势所趋 ;在“分野”的问题上 ,客观地记述了科学和迷信的斗争。这些为我们研究春秋历制提供了丰富的天文学史料     

试论《史记》的美育功能

“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一而后者，竟常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艾青《诗论》）。而《史记》被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因此，从美学角度来探讨一下它的美育功能很有必要。《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它开创了纪传体与书表的编年体例。鲁迅说，它“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造世…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霸王别姬解

虞姬、项羽故事原型出于《史记》，但《史记》及《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项分别。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项羽《垓下歌》的虞姬和歌，辞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妄何聊生。”《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现...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夹谷之会在何处?

江苏省赣榆县夹山乡汪于村西北,有一条深谷夹于群山环列之中,被称作夹谷山,又叫祝其山。“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代表鲁国与齐国国君在这山上会谈,现已辟为古迹区,山上有遗碑五块,一碑为‘孔子相鲁会齐侯处’。”(见《羊城晚报》1986年2月20日第1版,其消息来源,注明系“据《新华日报》”。)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至其逝世,未及战国,不能以“春秋战国时期”连称。夹谷之会,他并不“代表鲁国”,当时是鲁定公自己赴会的;“孔子相鲁”固然有《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为依据,但是终春秋之世并无相国之官称,孔子只是做过鲁国的傧相,事权仅在礼宾而已。夹谷之会地点,明末经学家、史学家顾炎武有考。《日知录》卷三十一:“《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日: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