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使日问题初探

<正> 郑和下西洋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盛事,多年来即已成为国内外史坛上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郑和是否到过日本?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本文试作初步探讨,借以取得批评和指正。凡是读过《明史·郑和传》的,都会从中知悉:(一)明成祖遣使郑和出海的目的,是“疑惠帝亡海外,欲纵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二)郑和出海的范围,限于“通使西洋”;(三)郑和出使西洋始自永乐三年六月,终迄宣德五年六月,凡计“历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是“为明初盛事云”(《明史》卷三百四)。然而,对照《明史·     

忠王李秀成自傳真伪問題商榷

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文献之一——“忠王李秀成自傳”,自經曾國蕃刪改后,虽曾發生过“真本”和“節本”的問题,卻沒有發生过“真伪”的問题。自从一九四三年冬廣西通志館向湘鄉曾家攝取了“李秀成自傳”原稿,一九五○年由罗尔綱先生撰成“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一書,对于前一問題。得到基本上的解决。一九五六年華东师大学报里發表了年子敏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和束世激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讀后記”兩文,認为这个自傳“顯然是以曾國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这可以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这兩篇文章,經“人民日报”、“文匯报”等的介紹,頗引起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人們的注意。最     

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

“三國演义”是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一部小說,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情節,被千百万人民長期喜爱和傳誦着,書中对許多事件和人物的褒貶,对廣大人民有着相当大的教育意义,廣大人民在过去的長时期里,曾把「三國演义」做为待人处世和認     

有关“長恨歌”思想藝術的几个問題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富正义感热爱劳动人民詩人之一,他的詩既注重通俗化,而又富有感染力量。惟研究他集中詩歌,除“諷諭类”的“新乐府”等有所謂“首章标其目,卒章顯其志”。使讀者較易了然外,尽管它里面字句不艰深,不隱僻、而且为大众接受着,歌唱着,但其中心思想,究不能一一从字里行間明確地、全面地为人們所了解。即如当日万人爭唱噪極一时的“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就尚在爭論中:有的認为孷髯l責荒淫誤國,釀乱殃民;有的認为重在歌頌明皇貴妃間坚貞孯坏陌?或則批判为提法矛盾;也有的提到是一个特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是曾國藩等所伪造的么?(上)

前言認真地研究歷史,認真地研究中國近百年史,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一年已經号召我們了。在中國近百年史里,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歷史,有很大的現实意义和一定程度的國际意义,可惜革命文物多被摧毁湮沒,所余已屬寥寥,加以反动头子曾國藩和繼承其衣鉢的御用学者竄改和曲解歷史,更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难。例如,曾國藩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十四年,清同治三年)大量地刊印了所謂李秀成供詞,它所產生的毒素很大,入人很深,并且影响的时間是很長久的。到了一九五○年罗尔綱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問世,考証確实、注釋詳瞻,人們把自傳原稿看作是太平天国的信史,     

詩“駿惠我文王”解

“詩周頌·維天之命”称:“駿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为周乱六官之职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陈奐“詩毛氏傳疏”:“釋文本无行字,厚犹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礼”。朱子“詩集傳”:“駿、大,惠、順也。曾孙、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談談“非攻”

“非攻”的学说是墨子首倡的。墨子生于春秋战國之际,当时正是奴隸制的生產关系快要崩潰,过渡到封建制的时期。大国兼并小國和各国间的彼此攻战都非常頻繁和激烈。墨子为了反对这种侵略和兼并,因此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墨子“非攻”的理由主要是認为“攻伐”是“不义”的。他說:“殺一人謂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非攻上)又說:“今至大为攻國,则弗知非,从而譽之謂之义,此可謂知义与不义之別乎。”(同上)为什么“攻伐”是非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正> 关于《明史》所载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根据现代造船原理,认为《明史·郑和传》中“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们提出,这一记载出自并仅见于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此不能说这个尺寸有充分的根据。对此笔者想谈一点粗浅的看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王度考〔上〕

一“王度即王凝”問題的發生不少研究唐代小說的同志,都把“古鏡記”的作者王度,認为就是“新唐書”“王繽傳”中所提及的那个王凝(即王績之兄)。这种說法的产生,不是沒有原因的。原来王度是隋末唐初之际的人,他是一个由六朝志怪小說过渡到唐代傳奇小說的起着桥梁作用的小說家。可是他的名字,不仅在“隋     

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论罗马帝国後期封建因素的萌芽

「羅馬帝國後期封建因素萌芽」的問題,巳成為目前蘇聯古代史學界廣泛討論与研究的重大問題之一。E·M·施塔耶爾曼認為,在羅馬帝國的後一階段,已經有了封建主和農奴,封建所有制業已形成。絕大多數的蘇聯古代史學者提出程度上不同的相反的看法。如A·Π·卡日丹認為支配帝國後期的生產關係仍然是奴隸     

论耿定向对阳明心学的“拯救”

耿定向(1524—1596),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字在伦,号天台,明代后期王门后学中以拯救阳明心学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其学“以不容己为宗”,倡“三关”之说,对阳明“良知”之旨,尤有自得。嘉靖丙辰(1556年)登进士第,擢监察御史,旋“出按甘肃,举劾无所私”(《明史》卷二二一《耿定向传》),继督南京学政。隆庆初(1567年),升为大理石寺丞。其后,历任太仆寺少卿、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协理佥都御史、左副都、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晚年告归,居天台山,卒于1596年,赠太子少保,谥恭简。其“生平爱惜人才,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阅读札记

罗君惕先生有言:“欲为文者必先读史,欲明史者必先通经,欲通经者必先治小学,欲治小学者必先读《说文》。”(《辞书研究》一九八二年五期七六页)但是,要读懂《说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注》),问题就好办得多了。因此,我们可以接着罗先生的话往下说:“欲晓《说文》者,必先读《说文注》！”     

关于努尔哈赤起兵时之牛录——与陈佳华、傅克东先生商榷

陈佳华、傅克东先生所著《八旗建立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一文,以丰富的史料、严肃的态度,详细考察了八旗建立之前满洲牛录与人口的发展变化,实清史学界对此方面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之主要成果.笔者读后,颇受启迪,获益匪浅,然尚有不明及异议之处,借此提出,以求教于陈、傅二先生与诸方家.一、“属三百人”问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载:1584年努尔哈赤率兵攻翁哥落城,被鹅儿古尼、老科射伤,“于是弃将得之之城而回.太祖疮愈,率兵复攻翁哥落城,克之.众将欲杀鹅儿古尼、老科,太祖曰‘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名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后或遇敌,彼岂不为我用命哉!此等之人,死于锋镝者尤当惜之,何忍因伤我而杀之也!’赐以牛录之爵(原注:属三百人),厚养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则将《武灵》原注纳入正文,改写成“乃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初探》叙述此事时写道:“努尔哈齐力排众议说:‘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于是‘赐以牛禄之爵’,(《初探》注;《武录》卷1,页7下)‘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禄额真,统辖三百人.’(《初探》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卷1,页22上)清军入关前,民爵与实官的名称,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1648     

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劍記”

(一) 明代李开先,是个著名的戲曲家。有人称他为“词壇之飛将,曲部之美才”。然而“明史”記載他的事迹,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章邱縣志”中的小傳,也是非常簡略的。开先的“閑居集”和“揭要集”,是研究他的生平的重要资料,却又很难見到。他的戏曲作品,大約有“宝剑記”、“登壇記”、“断髮记”和“一笑散”。至于“梧桐雨”一种,尚不能確定。这些作品,最容易見到的,僅有“圆林午夢”(附文秀堂本“西廂记”后,暖紅室本大同小異)。“断髮記”,据说日本藏有明万曆刊本。“宝劍記”,很久以來,只流傳“夜奔”一折(見“纳書楹曲谱”),最近“古本殿曲叢刊”影印了原刊本,才使我們看到了它的全貌。其他数种,目前还没听到说有傳本。     

《老子》“愚民”说考辨

老子对于“愚”、“智”的概念,有着独特的观点与表述方法。历来研究老子者,多未能理解这一点。囿于其“绝圣弃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词句,认为老子意欲愚民,持这种观点者,由来已久。如吴澄云:“老子生于衰世……其民浇伪而有知;善为道者,化民为淳朴,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道德真经注》)建国以来,老子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几乎众口一词,断定老子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主张愚民。论定老子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者,持的是这种观点,如张立文同志;认为老子是反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的同志,也依然存在是否欲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