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及其超越

讨论同情或怜悯这种情感及其相应的德性，可首先把同情这种情感置于道德概念图景中，经由批判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由玛莎?纳斯鲍姆发展出的一种亚里士多德版本的观点，转而支持同情作为情感的非认知性概念。由此可以勾勒出另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释。同情之德性与其他德性的关系由此得以展开，同时也播下了同情之实践意义的怀疑种子。     

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情感主义化

道德判断的非认知化是20世纪伦理学非形而上学化的体现传统认知主义道德判断以自然主义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划分特征,现代非认知主义道德判断则以直觉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否定,以及情感主义对直觉主义的改进为标志从价值的方面而不是从事实的方面来看待道德判断的性质,是现代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的主要特点一传统自然主义由于摩尔直觉主义的批判而走向衰落,情感主义借助哲学中语占学的转向实现了伦理学由传统向观代的转型。但另一方面,伦理判断是否一定表现为情感判断,由此而引起的分歧,又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情感价值主义判断取向的不完善性。     

“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与功利主义精神——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然情感理论

休谟和斯密的光芒有时竟遮蔽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全景,以致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思想一直未受学界充分的重视。韦伯为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考察了"天职"这一概念;同样,弗兰西斯·哈奇森在"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与功利主义精神之间也完成了一个切换:提出了以自然性情(包括道德感在内)这一新的人学建构理论。"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基本特征。从"遵循自然"到"遵循自然情感"的新的心灵构造、自然情感和人的社会本性学说,为从注重自控与内在自由的斯多亚主义向动机论的功利主义之公共福利与进取精神的过渡提供了基础。     

神经伦理学视角下的情感与道德判断

传统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在面临冲突的道德判断时往往束手无策,而情感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又面临相对主义的危险.近年来,随着自然主义向伦理学领域的延伸,人们注意到也许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神经伦理学能为我们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进路.文章着重介绍和评价格林尼、穆尔等在实验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指出情感在道德判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专门讨论了情感与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平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神经伦理学更支持休谟的结论.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思想的理论沿革与价值

欧洲近代的伦理学思想在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批学者系统地提出和完善了以情感为理论基础的伦理学思想体系,高扬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逐步实现了以情感为基础的主情论伦理学对主知论伦理学的战胜,实现了道德研究视阈的扩充,对伦理学的发展以及对情感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启迪了后世学者的思路,使道德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切近的。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情感思想比较研究

在情感思想上,在自制者与具有完满德性之人的区分、情感不是行为良好的保证等方面,康德与亚里士多德是有共同之处的。但在解释情感与德性、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则要比康德主义更具优势。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后情感主义理论:梅斯特罗维奇的社会情感批评

梅斯特罗维奇的后情感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概念——后情感。后情感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类情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自发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一种新的被“智识化”、“机械化”,由大众媒体生产的社会情感形态。后情感主义破除了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情感的阶级固化本质主义误区、真实与行动伦理的同一性等传统看法。梅斯特罗维奇尝试用后情感主义这一理论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修正。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德性伦理学比较重视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定位成实践的理智德性,并且从实践智慧、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中把握实践智慧的特点。实践智慧所进行的实践考虑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其不同于科学和技艺的活动方式。这表明,真正的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蕴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政体

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古希腊城邦“中产阶级”政体,是依其政治学的理想主义而设计;而其所推崇“中产阶级”的理性、中庸等品性观念,也是为制度安排的一种理论铺垫。实际上,亚氏的“中产阶级”政体不仅是主观性产物,带有先验性和空想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阶级性。故以亚氏的中产阶级理论来引经据典,未必适合对当代中产阶级的价值判断。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古典惩罚伦理学范式的突破——从柏拉图到塞涅卡

塞涅卡立足于斯多亚精神对惩罚现象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继承、批判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惩罚理论,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惩罚伦理学。他集中批评了惩罚中的愤怒和残忍,提倡理性、宽和、仁慈的惩罚。这种惩罚伦理学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范式的突破: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要帮助人获得最高的幸福,而在于让人免受伤害,尤其是免除统治者以公正的惩罚之名对个人的伤害。塞涅卡的这一思想,改变了斯多亚哲学一贯“出世”的冷酷精神,表现出对普通个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切关怀,显示了与现代政治伦理相通的一面。     

论情感与技巧在钢琴演奏中的完美统一

情感与技巧的完美统一,是钢琴演奏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命题,它直接关系到钢琴演奏的优劣成败。以情感的体验与投入、技巧的设计与安排、情感与技巧的同步一体为三大理论视角,对这一命题进行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探讨,可为钢琴演奏提供理性思辨与演奏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道德强度在灰色营销行为决策中的影响作用

以营销道德理论和灰色营销理论为基础,从卖方视角实证检验了道德强度(感知的后果严重性)对灰色营销道德决策的影响作用及其在决策过程的权变作用。结果表明:道德强度对道德判断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会调节道德判断及惩罚预期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对灰色营销的同情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企业提升销售人员的道德判断水平,降低个人情感因素对决策者灰色营销行为的影响等具有实践价值。     

一种“情感伦理学”是否可能？——论马克思·舍勒的“情感伦理学”

试图为人类行为提供正当性基础的伦理学究竟是基于理性还是情感,一直争讼不已。如果说的确有一种情感伦理学,那么也就意味着必定存在一种有序的情感以及相关的事实域。马克斯·舍勒通过严格区分意向性感受活动与非意向性的感受状态,确立了一种与表象、知觉、判断等那些具有客观化功能的意向性行为并行而独立的意向性行为类别,这就是意向性感受活动。人类最直接的情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是这种意向性感受活动。在这种意向性感受活动中,直接被给予的是价值事实,或者说,价值在这里作为一种本原事实直接被给予。不仅如此,由于意向性感受行为是以偏好和爱这两种意向性行为为基础,而偏好与爱则具有揭示与打开秩序的功能,因此在意向性感受行为中被直接给予的价值不仅是一个事实领域,而且是一个有级序的事实领域。如果说价值及其秩序构成了伦理学的事实基础,那么打开这种秩序的爱则是伦理学的本原基础。不过,这种爱实乃一种理性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