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对中国梦的阐释简

中国梦是是中国发展目标的新规划蓝图，体现了中国政治、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当代关切。中国梦不仅是中国文化精神、哲学基础和理想色彩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高度凝练的形象化展现．具有多元汇一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的实践特征。而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在其儒家思想中提出了对于中国梦的多维阐释。     

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试论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尤其是与中国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化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建构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进而在实践中自觉推进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结合,并使之在良性互动中和谐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中国60年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世界瞩目。世人惊叹中国奇迹，赞美中国巨变，羡慕中国速度，研究中国经验．关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冠以“中国”的各种用语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论中国现代歌剧文学创作的文体自信——兼论田汉、黎锦晖的歌剧文学贡献

歌剧是舶来品,但在歌剧文化的中国化过程中,在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成就中,依然可以总结出汉语文化自信问题。中国歌剧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是中国歌剧相对于外国歌剧所具有的文化优势。 黎锦晖、田汉对中国歌剧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黎锦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卓越贡献首先体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推广方面,将中国歌剧中的音乐发展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田汉开辟了中国歌剧“话剧加唱”的传统,这体现了中国民族歌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共同优势,也同时体现了中国歌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问题。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统一体现了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普及、实践创新三者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继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在＂中国模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     

“经济中国”与“政治中国”背景下的不同外交特点

"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是从宏观层面定义中国发展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中国"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中国"背景下,中国的外交体现出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等特点。随着"经济中国"向"政治中国"的转变,中国外交除了延续上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同时,这个转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外交带来困惑。只有正确解决这些困惑才能促进中国外交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创造”及其突破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不仅仅意味着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在于研究质量的提高。“中国创造”特指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由中国学者创造和提出的、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形态,能够归纳、分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并能给予人类社会以启发和启示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证明,寻求突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从“国情的特色性”、“理论的特色性”、“实践的特色性”、“目标的特色性”和“历史地位的特色性”等五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解读“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以人为本”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更加凸显出其学术研究价值以及理论指导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其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将对“以人为本”思想科学而丰富的内涵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以人为本”是以“什么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以人民的“什么”为本；“以人为本”中的“本”的含义；“以人为本”是指“谁”以人为本即应明确“以人为本”的主体是谁；最后关于“以人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和人本主义的区别。     

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效果的对策分析

提高教学效果是新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改革的新热点之一。文章从走出误区，充分准确认识“纲要”课程性质与目的；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课程吸引力；改进教学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利用专题讨论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等方面提出对策。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     

英国华威大学成功的内在“基因”及启示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华威大学的研究日渐升温。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华威大学成功的原因以及值得我国高校发展的借鉴之处。通过分析华威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持续不断地创新是其成功的内在＂基因＂。破解这些＂基因＂的密码,有利于我们从中获得真正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贾宝玉·杜少卿·谭绍闻——《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中的“败家子”比论

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三部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有六大方面的有趣问题值得我们重视，而其中的“败家子”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红楼梦》之贾宝玉、《儒林外史》之杜少卿、《歧路灯》之谭绍闻分别是三部书中的头号主人公，但同时又都是败家子的典型。通过对这些人物以及造成这些人物形象的多方面原因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比单独地、孤立地研究这些人物形象要多得多的东西。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三部小说名著乃至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均有很大的帮助。     

浑源“龙山三老”之“龙山”归属问题——兼论“三老”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龙山三老”是雁北沿长城带区域文化的象征之一，是金元交替之际民族大融合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龙山三老”中“龙山”的归属以及“龙山三老”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