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

诗人许浑的生卒年有生于贞元四年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新说。但这种新说的根据尚需认真考辨。张祜诗中的"五十我无闻"句中之"我"乃自指,"五十"非指许浑的年龄,不能以此推出许浑的生年;而顾陶的《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年而非约咸通三年前后,故不能以此文撰于咸通三年前后论断许浑、杜牧等人的卒年;考订《新唐书.宣宗纪》,认为其中刘皋被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记载有误,故不能据此而论定许浑卒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之后;《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卫尉卿许浑,并非诗人许浑;晚唐有两许浑,不能将侍御史许浑的事迹作为考证诗人许浑卒年的考证依据。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谢道韫生卒年考

东晋著名才女谢道韫,一般工具书不注其生卒年,一些论者所说差误又较多。我们综合各种材料,经过辩证考察,推定其生年在公元346年,卒年则在405年以后,约可定在415年。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商榷三条

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其中所载历史人物之生卒年,有多处与史载不合。我前作有《孙蕡的卒年》(见《学术研究》八二年第三期),今又作三条如下。一、谢迁的生年该书第271页说:谢迁生年1450年(景泰元年),卒年1531年(嘉靖十年)。定谢迁的生年为1450年(景泰元年),值得商榷。李贽《续藏书》卷11《谢迁传》、《明史》卷181《谢     

王勃生卒年考辨——兼与何林天同志商榷

王勃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晋阳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何林天的《论王勃》一文,对王勃的卒年提出了新的看法。笔者除赞同何文某些观点外,认为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特提出以就教于何林天同志及读者。一王勃的生年,史籍无明确记载,后人只是根据其卒年推算他的生年,但由于王勃卒年的记载极不一致,故所推论的生年也就各异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王勃是有自述的。总章二年王勃南游巴蜀,曾和友人同游玄武山山庙,所撰《游山庙序》就说过:“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后来,他在《春思赋》中更明确地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依此两处所载推算,王勃当生于永徽元年,即公元六五○年。这是可信的,何林天也肯定了这一论断。     

韩休卒年考辨

韩休卒年考辨朱玉麒韩休为开元名相，其卒年有二说：一、《旧唐书·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八年）夏五月乙未，太子少师韩休、太子少傅李皓卒。”二、《旧唐书·韩休传》：“（开元）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后世征引，多以本传所载开元二十...     

施耐庵、罗贯中生卒年考

从三个真实的墓志铭,可推算出施彦端的生卒年,生年为1332年,卒年为1406年。用系统方法可以初步判定施彦端即施耐庵。小说家罗贯中年龄大于施耐庵,生卒年约为1280-1360年,因此,《水浒传》不存在施作罗编的问题。《水浒传》应为罗贯中、施耐庵合著。     

瞿佑续考

本文根据瞿佑及其友人的著述和明人笔记方志等书中的记载，对瞿佑的生卒年、人仕前的经历、著述及其亲族等项，予以考证。考定其生年当是元至正七年（公元1347），卒年应在明宣德八年（1433），更正了以往几成定论的传统说法。并对往佑入仕以前避乱、读书、文学创作、支游、应试及恋爱婚姻状况作出描述。关于碧佑著述，作者列出四十你种，对其中的《香台集》、《剪灯录》、《馀清曲谱》等九种著作加以特别讨论。此外，还考证了瞿佑亲族─—叔祖瞿士衡及祖姑、子侄等。     

王维生卒年新证

目前学术界流行的王维生卒年说有二: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著为699—759;清赵殿成《右丞年谱》著为701—761。二说的根据均为新、旧《唐书》。新书载:“上元(760—761)初卒,年六十一。”旧书载:“乾元二年(759)七月卒。”据我们考证,谭、赵两说都有问题,王维集中有《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其尾系年月,乃上元二年(761)五月四日,谭说卒年为明显不合理;王维弟王缙两《唐书》均明著“建中二年(781)死,年八十二”,即其生卒年为700—781,按赵说王维生年反比其弟迟一岁,亦为明显不合理。造成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王维享年六十一岁之说是不可靠的。查王维集中有一篇《责躬荐弟表》,表中向皇帝历数自己五不如弟王缙之后,接着写道:“顾臣谬     

清末联芳任外务部右侍郎史实考订

《晋阳学刊》所载赵玉敏《清徐寿朋卒年及其遗缺补授情形疏正》一文,对《清史稿校注》部院大臣表中外务部官员徐寿朋卒日、那桐继任左侍郎、联芳署任右侍郎左侍郎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订,澄清了一些史实,但对联芳署任外务部右侍郎问题的论述有误。文章认为,"自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起,联芳实际上一直都以候补三四品京官署理外务部右侍郎。"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性"之内涵

作者以中国古代文人即刘勰、李翱、魏了翁、杨维桢、钱谦益、王夫之、洪亮吉等的诗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诗论中主张的本性与创作主体具备的条件,论述了本性的渊源,并探讨历代诗论强调诗人本性的内涵。     

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辨

宋太宗曾仿唐制设置过翰林侍书一职,任职者为王著。王著在当时是一位对宋初书法做出过贡献的书法家,有一定的名望。可惜的是,王著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王著的生平与卒年、王著＂善于规益＂,以及王著书法的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

这反而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宋无诗“史”的特点。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李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100875~~~~[1]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元人十种诗[Z].北京:中国书店,1990 [3]袁世硕,阿布晋一郎.解识龚开[J].文学遗产,2003,(5):8496.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经济史研究中的社会环境视角

戴鞍钢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需注意主政官员的地位、政见和财力,他们往往对所在辖区的经济变迁影响甚大,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对具体社会环境的历史考察。吴松弟认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研究中,由于中国领土广袤,区域情况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亦不均衡,因而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从港口-腹地入手,对于弄清中国现代化空间展开的过程、主导因素及对各区域的深刻影响,对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区域差异性,有着重要意义。李庆新认为,区域经济史研究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学科体系与理论,除了以多元的眼光向下、面向区域外,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中的地位,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城内部的作用与影响。王玉茹认为,运用经济学及相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史,在于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借鉴历史经验,并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研究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明,经济学理论的日益被重视起了重要作用。     

论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

在元宵节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认为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汉武帝于正月十五日祭祀太一神活动的观点及相类似的看法,都是不妥的。元宵节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受西域佛教社会燃灯供佛宗教习俗的影响,而在唐代最终确立的一个民俗节日。佛教涅槃部的经典及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