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

采用宏观审视和微观考察、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分析了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所经历的三次转向,即社会－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和后现代的转向,从而具体揭示了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理论轨迹和基本倾向,指出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转向表明,西方科学哲学实现了从传统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尼采哲学非理性主义三题

敏于感受现代文明的弊端,尼采开创了具有20世纪特色的非理性主义。这一转向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而且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所表达的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观崩塌时代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这就是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力之所在。      

浅析西方文化哲学的四次转向

通过对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有几次"转向"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几次哲学"转向"逐渐废除了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特权,最终使得系统的现代文化哲学得以建立起来。具体而言,维柯、赫尔德、卢梭等人分别提出了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民族学转向",试图在现代哲学思想的语境下构建文化哲学,而卡西尔则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转向",把符号思维确立为哲学的新原则,由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哲学。     

西方哲学与修辞学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走向

哲学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修辞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历史证明,西方修辞学的兴衰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在20世纪之前,哲学家把修辞学当作"假想敌",修辞学与哲学处于对立关系,极大地损害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对语言运用研究的深入,西方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修辞复兴运动和哲学的"修辞转向"。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从对立走向联盟,不仅大大提高了修辞学的学科地位,而且促进了哲学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从而焕发了青春活力。     

真理与谎言之辨——理解尼采哲学的新起点

论及尼采在沉思真理与谎言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哲学变革与创造的思想理路,重新确立了理解尼采哲学的起点。在柏拉图阐释了哲学家可以机智谨慎地说谎的启示下,尼采也对柏拉图的哲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指出被柏拉图称作真理的“纯粹精神和自在的善”本身就是谎言,正是这一谎言书写了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并最终合乎逻辑地引发了西方人的价值危机。在此基础上,尼采提倡清除传统哲学中的谎言,重估一切既往哲学的价值,并开始了以“权力意志”取代“求真理之意志”,以“永恒轮回”终结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     

图像时代视觉主体性的重构——文艺与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之哲学根源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艺与文化研究领域经历了视觉转向,该转向标志着图像时代的来临。人们一般认为这一转向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以图像的创造、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要形式的电讯时代的必然趋势,但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一转向其实是人类文化对第一感官的悠久兴趣在电讯时代的一种强力复兴,更是西方主流哲学对始于柏拉图、成于笛卡尔的视觉主体性的反思、批判和重新构建。纵观西方思想史对视觉主体的思考,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凝视及其客体几经变化。柏拉图—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中,视觉主体对客体的"精神观照""本质观照"隐含着一种"理性之眼"和"暴力之光"的合谋。20世纪的哲学凝视逐渐转向视觉主体本身,讨论了"被人观看""相互观看""被意识形态观看""被权力观看""伦理观看"等主客体间的视觉模式,涉及视觉权力、视觉伦理、视觉心理等层面的问题,揭示了视觉主体构建的种种模式:如视觉黑洞、镜像陷阱、镜面大厅、全景监狱、他者之面等。这些视觉主体性理论为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奠定了哲学基础。     

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当代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向内转"和"向外拓"两种基本趋向,这两种趋向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两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变革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第二变革是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前者把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文本内部,后者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如何在批判清理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研究中的有效结合,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现的"空间转向"带来了对传统空间观念的极大挑战,文学研究是构成这一转向的重要组成.由此,"空间转向"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观念,文学研究如同文学一样成为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一种独特空间.     

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的表现与定位

<正>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尼采第一次突破理性的束缚,深入非理性世界去探索艺术的奥秘：“重估一切价值”打破了西方知识体系与终极价值的理性基础,呼吁重视生命自身的价值——即他所说的“强力意志”：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瓦解了理性主义的深度认识模式,其“任意性”规则是对理性主义追求终极意义的重创,开创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弗洛伊德则打开了无意识世界,将其文艺观建立在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从而进一步瓦解了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尼采和弗洛伊德直接开启了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学界对理性主义的反叛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