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5年我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医疗、道路、通讯、科技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医疗的作用最为突出,同时,全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电力在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教育和通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方面具有负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类基础设施对其的贡献大小有异.     

我国高速增长时期的“偏低能效陷阱”研究

“向污染宣战”是我国现阶段环境能源问题的最重要议题.文章基于我国28个省市区2000-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建立以能源效率为门槛变量的我国高速增长时期(2000-2011年)面板门槛模型(PTM),并以2012-2013年的样本对照分析,深入研究了能源效率变动的内在动力.研究表明:我国高速增长时期存在“偏低能效陷阱”,经济系统本身提升能源效率的内在动力不强,从宏观角度解释我国高速增长时期各省市能源效率普遍下降的现象.     

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检验

文章选取1997-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方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明显,呈梯度渐进增强趋势;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     

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式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影响中国式分权之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均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当市场化进程高于某一门槛值后,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降低。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多种经济增长理论,选取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多变量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测算结果放大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10年以来此效应不断增强;劳动力、城市化水平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限效应研究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估计了中国31个省份1999—2006年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效率,并以此代表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效,进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空间溢出和门限效应。采用普通面板回归、空间面板回归和门限面板回归这三种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所提高,即证实了空间溢出和门限效应的存在。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金融发展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VAR动态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采用1985-2006年样本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金融效率)、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农业支出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且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滞后负影响;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增长是农村金融效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但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滞后正影响.     

R&D投入、FDI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1年的有关数据,采取面板门槛估计技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R&D)、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在不同的R&D投入(FDI)水平下,FDI(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存在显著区别,即存在很强的门槛效应;FDI(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三门槛"现象,,随着地区R&D投入水平门槛区间的逐渐提高,FDI的经济贡献效应值也变得越来越大;随着FDI门槛水平的推进,R&D带来的经济增长作用并非严格上升,而是一种"↗↘↗"状的S型走势。     

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LSTR实证模型对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具有明显区间转换的动态特征,当负债率低于15％的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转换函数则处于低区制状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线性相关.     

居民幸福满意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广东省地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居民幸福满意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幸福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通过加入幸福与增长要素的乘积项,发现幸福与餐饮消费、文化、旅游等变量的乘积和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与单位GDP能耗等变量的乘积和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满意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而对通过拼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则是一种纠正.     

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EKC检验

文章基于2004—2019年粮食主产区面板数据，运用清单分析法核算了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从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就业两个维度对13个粮食主产区进行门槛回归分组，在有效化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异质性”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同组别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门槛回归分组能有效化解EKC“异质性”问题，以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就业为分组变量可将粮食主产区划分为“低-中”“低-高”“中-中”“高-中”农业技术水平和非农就业组；不同组别粮食主产区的农业面源污染EKC形状和拐点显著不同，“低-高”和“中-中”组为“倒U”型，“高-中”组为“倒N”型；不同组别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EKC所处发展阶段具有趋同性，多数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仍处于随农业经济增长而上升的阶段。由此，提出强化农业污染防治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建立健全农业污染防治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农业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中国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门槛效应研究

卫生支出作为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必然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作用。但当卫生支出或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时,其贡献应当是有显著差异的。基于中国199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Hansen开发的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门槛效应,并且这一门槛效应主要是由于卫生支出自身的变化带来。当人均年卫生支出高于86.49元时,人均卫生支出的产出弹性从0.187 9增长至0.205 5。基于此,下一步的医改措施应当将重点放在进一步加大投入规模上,而不是对医疗保障体制的结构进行调整。     

制度差异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东、中、西部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理论和模型首次分析了制度差异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制度差异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全国和区域的制度差异对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全国和区域的人均GDP和开放存在相互因果关系.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建立可持续均衡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相当重要.     

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及我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本文首次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我国省区间经济增长率在收敛速度上具有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存在经济增长障碍,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然而,由于较高收入省区的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省区,我国富裕省区与相对落后省区的人钧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基于贝叶斯PSECM模型的非线性协整能源需求研究

文章通过面板数据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影响能源需求的主要因素.针对面板数据平滑转换模型的序列差分容易造成信息缺失的问题,进行误差修正,构建PSECM模型,刻画变量的非线性特征与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非线性关系.由于非线性最小二乘算法难以收敛,容易造成参数估计不准确,运用贝叶斯方法分析模型结构,估计模型参数;在此基础上,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贝叶斯算法能够准确地估计模型各参数,证明了贝叶斯PSECM模型的有效性,能源需求弹性与经济水平、能源价格、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非线性协整关系.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解析:1999～2008

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形式.文章根据构建的5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1999～2008年的月度数据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货币供应量(M2)、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信贷规模等三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M2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关系;货币变量与实际产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短期相关性.我们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更符合中国客观实际.     

参数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现有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文献均假设两者之间关系为线性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财政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临界值效果。利用中国1980-2004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动态的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和仿真试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其影响力度因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小于0.1707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为0.1211;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第二区间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0.1925;而一旦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高区间时（大于0.2909）,财政分权的影响力度变为0.2731。     

我国政府消费最优规模的确定

文章选取我国1954～2010年的数据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规模(政府消费与GDP之比)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规模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取决于两年前的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在11.59和13.29之间政府支出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正,反之,政府支出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负.我国政府规模最优值为12.44,当达到最优政府规模时,政府支出增加1％,可使下一年人均GDP增长7.4％.由于目前我国政府规模较大,应该缩小政府消费总量,优化政府消费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及经济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