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言说的祥林嫂——论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性自我主体建构

作为被言说的客体和对象,底层劳动妇女在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成为他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建立自我主体、确认性别身份最为便捷、最为有力的"他者".底层劳动妇女的社会价值、精神结构、生存状态都随着国家民族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而演变,但是,在其丰富多变的表层形态下,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并没有变.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女性、想象与景观广州——“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与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建构

南方“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及其形象的系统建构长期被忽略.梳理这一形象的发展变化,可以窥见现代女性叙事仍然存在自我意识的局限,以及现代性命题下人性的异化;而作为其中叙事的空间和背景,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国际化规划及诉求则影响且限制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构建.因此,当下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应在出离完全由资本催生的城市文化中,去寻求现代城市经济网络的有限视角与传统地域延伸无限想象的结合,才能建构起中国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和文学景观.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

贾平凹作品《极花》是一个具有空间向度的叙事文本.作家在妇女被拐的表层叙事下面绘制了当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等现实图景,构建起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极花》以胡蝶身体作为叙事话语,将其身心的摧残、撕裂、修复叙述成传统权力和现代法则对女性身体的深入干预和深度观照,以此实现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同时通过交织、分割、反复等方式,将极花、血葱、石头、星象等叙事意象与故事演绎混合推进,营构出“水墨”与“现实”兼具的“水墨空间”,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容量,将小说推向了形而上层面,也让《极花》的空间建构成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标识.     

从《喜福会》看美籍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

《喜福会》以第一视角讲述了母女两代华裔移民的故事。谭恩美借由四对母女的故事揭示了华裔移民女性在性别上、民族上和文化身份上被边缘化的境遇,从而表达了对华裔移民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     

卡夫卡小说《城堡》的空间解读

《城堡》是卡夫卡晚年最重要的悲剧性小说,其中捉弄人物命运的就是一个"城堡",它不仅是叙事的焦点场所,也是令主人公感到窒息的空间。主人公与"城堡"方面的关系呈现一种明显的权力关系。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可以分析"城堡"空间建构的意义以及造成主人公K生存困境性的深层机理,从而揭示K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以期引起现代人对生存—实践的空间性思考。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

在对《围城》、《骆驼祥子》、《北京人》等经典文本的重读中 ,分析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恶女人形象塑造中所表露出的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 ,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 ,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 ,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从而把试图僭越封建女奴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这背叛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回归于封建男权道德 ,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性价值"叙事

在现代女性小说的叙述中,男性人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男性个体与国家和民族的联系上,这种价值模式也是男性历史时间叙事的表现之一,对此,女性作家给予了一定的认同,同时,她们也通过对安稳和谐、生命存在等永恒性因素的追求,把自己的时间叙事渗入到男性叙事中,以此参与男性价值的现代建构。     

论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以《时时刻刻》为例

古典叙事一般以男性为权威,不存在女性叙事权威范式.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在小说叙事层面越来越主张女性叙述权威的建构.小说《时时刻刻》作为女性叙事话语权建构的典型案例,对女性叙事权威建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研究以《时时刻刻》为例,从叙事声音、自由间接言语及消极情节三方面分析了当代女性叙事建构逻辑,为新时代小说中女性叙事权威的铺陈提供了系统指导方案.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隐喻与性别象征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隐喻和性别象征是相互关联的典型意向，既有疾病隐喻的性别化倾向，又有性别象征的疾病叙事，在性别政治的视野下表现出不同的叙事模式。肺病隐喻既有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又有审美化、意象化取向。男性的性别政治叙事主要关注男性肺病身份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女性肺病身份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凸显其符码化和想象性特征。女性叙事呈现出层次性，萧红、丁玲等人的女性叙事描写肺病，关注爱情，心系女性；张爱玲等人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轧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消费社会的女性身体神话

消费社会阶段,身体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和身份建构的基础。女性身体是孕育生命的载体、男性阿尼玛原型和性欲望对象,由于女性的消费主体性、不均衡的社会性别权力,男性权力与社会消费资本、技术合谋,建构女性身体神话。女性身体神话体现为技术层面上的数据化、碎片化、图像化以及理想化,消费资本介入女性身体形象的生产,借助各种媒介和技术生产女性身体神话,规训女性身体,以达成自身的再生产。     

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

从时空维度看,小说首先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小说叙事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时间逻辑;但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所以小说叙事也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很多现代小说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然而,对空间的利用和强调,决不能导致对时间的忽视和“超越”。“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     

非常规性别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偶像剧的《士兵突击》

根据菲斯克的性别电视叙事研究,电视剧《士兵突击》选择了军旅成长的男性叙事题材,但却涵括了“多角色,多情节”、“没有叙事终结”、“亲密谈话”和“情感的过程”、“敏感”的男性角色等女性叙事特征,模糊了电视剧性别叙事的对立性,并具备了励志即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偶像剧审美心理共性,使男性观众的经验型接受定式和女性观众的情感型接受定式达成一致,从而成功实现对两种传统性别叙事的越界行为,也跨越军旅剧和偶像剧的受众局限,可被视为一种新型偶像剧.     

《骆驼祥子》的性别解读

本文从性别的角度解读《骆驼祥子》：这是一个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压抑扭曲甚至牺牲的文本,同样是一个在父权社会中一个传统的阳刚的男性被女性以及阴性的城市所压制的＂西西弗思＂式的悲剧。《骆驼祥子》中的女性形象们,都具有一些神话原型的特质。     

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历程 ——门罗小说《男孩和女孩》的二元对立因素解析

《男孩和女孩》是艾丽丝·门罗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小说中的三组对立结构,即空间对立、分工对立和功能对立,展现了叙述者从反叛到妥协的女性性别意识发展历程.叙述者反叛女性身份的失败,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约束、改造和压迫,揭示了加拿大女性的生存困境,说明女性想要通过依赖男性的方式去改变自身弱势地位是难以成功的.女性只有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重新定义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才能摆脱被动、从属的地位.     

晋商大院的女性空间初探

家庭生活是女性存在和身份的传统根基,家庭空间形塑了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文章重点探讨的是商家大院空间对女性主体的建构。这一建构是基于性别差异的。性别差异不单单指生理性别上的差异,更多的是指社会性别的差异。空间对女性主体的建构将从三个层面论述：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     

女性生存困境与诗歌风格之形成——以薛涛其诗其人为例

薛涛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进一步推进薛涛其诗其人的研究,是当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性别角度入手,关注生理性别所决定的女性诗人身份,探讨薛涛诗歌的性别因素可以发现,身为女子,薛涛诗歌与性别的相关性至少可以从由生理性别带来的不得不作、勉力而作和自然而作三方面来剖析。同时,身为女子,薛涛诗歌被纳入男性文学史的过程也是薛涛及其故事被加减、被弹赞及薛涛形象被不断建构和塑造的过程。     

性别差异中的女性审美探究

传统二元认识论中男性与女性生理性别差异决定了两者的社会地位,并且由于对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理性的推崇也导致了在审美活动中女性审美经验难以表达,甚至屈居成为男性审美的对象。但是当理性霸权遇上后现代解构主义之时,生理性别实际上作为掩盖权力结构运作而被建构为自然本质的面纱被揭开,性别身份的松动也颠覆传统男性霸权引导下对女性审美的规定性。然而这并不意味女性审美就要对男性审美经验进行替代,反而提供了一方更为广阔的天地,以超越二元认识论的眼光去观照生活世界中那些同样被"边缘化"了的问题。     

后现代性别理论的文化内涵

后现代性别理论主张性别是后天的文化建构,而不是先天自然生成.故男女两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反之,无论是生物性别,还是性向和性别,都是变动不居的多元范畴,必然密切联系着身份认同及其展示或者说“表演”.由此传统文化视勇武刚强为男性气质、温柔体贴为女性气质,都留下了巨大的解构空间.特别是朱迪斯·巴特勒以“性别麻烦”来定义妇女的身份认同,大力阐发性别的表演性,说明我们视之为自己“内在”特征的东西,不过是通过我们特定的身体行为即表演,来达成的期待目标.问题是,巴特勒针对传统男权文化,甚至女权文化的解构热情,是不是同样也多了些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