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传统《中庸》观的重新定位

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学说的基础特征,也是传统《中庸》观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集大成者、宋明理学批判总结者、17世纪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以实有论对传统《中庸》现重新定位,以哲学思辨代之伦理本位,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和传统《中庸》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庸”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中庸”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平常不易 ,并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滞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但是 ,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 ,王夫之以实有、体用 ,对传统中庸观作了重要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辩正是中庸观的重要发展 ,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是明清之际反省理学 ,反思传统 ,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略论朱熹的理气观

朱熹是我国宋代理学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对于朱熹的理气观,过去不少的学者都有论述,并且有不少的独到的见解。怎样准确地表述朱熹的理气观呢?我认为,朱熹的理气观,借用程颐的一句术语,应称为“体用一源”的理气观。     

王夫之对朱熹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

王夫之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是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封建社会后期,代表着进步的社会力量,向变种的孔学——程朱理学,展开了批判,在儒法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反动的孔学逐步演变为一套极端唯心论的理学。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时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王安石变法的程氏兄弟(程颢、程颐),而集其大成者则是那个口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朱熹。在封建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朱熹适应大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继承其祖师爷孔老二的天命论,并加以梳妆打扮,精雕细刻,建立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朱熹讲理学玄而又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阿奎那与朱熹法律思想之比较研究

阿奎那与朱熹是中古时期东西方思想界的巨擘,阿奎那为教会经院哲学大师,朱熹为儒家理学之集大成者,两人的思想对后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其二人法律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在中古时期,东西方法律道路的分野已更加明确,西方法律的宗教性与中国法律的伦理性特点已基本确立.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的以有为性的人性论

主张以有为性是王夫之人性论的显著特征。文章从即气说性、即自然说性、即人的形色说性、即人欲说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发,指出它不但与佛、道哲学的人性论相迥异,也有别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人性论,历史地成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的理论先声。     

民国学人对朱熹与陆王的调解

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都对朱熹与陆王的异同有过论述,既有如汤用彤、谢无量、钟泰、吕思勉等学者讲二者小异而大同、殊途而同归,又有唐文治、贺麟、钱穆等学者从各种层面对二者进行调和;冯友兰等学者虽然将二者对立起来,但仍然强调二者在学术层面以及经世致用层面上的互为补充。这就是贺麟于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在总结当时中国哲学研究时所提出的,理学中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对立"得了新的调解"。这与现今较为突出朱熹与陆王两派的差异与对立,形成鲜明对照。     

浅析朱熹的辩证法

朱熹是我国宋代理学大师,客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古今中外颇有影响的哲学家。过去对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我国学术界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说法的影响或出于批判唯心主义的良好愿望,过分地强调了朱熹及其哲学的消极和反动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积极和进步的一面。这对批判继承我国文化遗产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本文试图就朱熹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记王夫之学术思想讨论会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象王夫之(1619—1692)逝世290周年,为纪念这位哲人,武汉大学哲学系部分教师和79级学生结合中国哲学史教学,举行了王夫之哲学思想讨论会。多数同志肯定王夫之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展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锋芒,不愧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代表;但不少同志指出,王夫之在不少地方未能越出封建思想藩篱,他的哲学思想中的矛盾,是我国十     

黄宗羲与王夫之理气观之比较——以知言养气章之解释为例

本文考察明末黄宗羲和王夫之理气观,试图管窥理学晚期之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因为理气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本文只选取了两人对《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即一般所说的《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兼顾一些别的文本。文中比较讨论了两人的理气观。黄宗羲是心学传统下的理气一元论,从人的角度来看,强调连贯性;王夫之是基于天道大易的理气一元论,从天的角度来看,强调统合性。两人代表了理学晚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都对朱子学传统下的理气观有所反思,影响了后世的儒学。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几个问题

王夫之是我国古典辩证法的一位杰出大师,是封建地主阶级所能达到的最高哲学思维水平的体现者。在十七世纪出现的我国早期启蒙运动中,王夫之以他“峥嵘”①的战斗笔锋,不仅宣告了宋明理学的终结,而且使他的哲学成了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理论武器。他是早期启蒙运动中哲学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我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一代巨人。在王夫之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矛盾观是贯穿他的庞大体系的一条红线。他的矛盾观,不只是限于提出一系列互相对立的范畴,也不仅仅表现于个别的闪光命题之中。他的矛盾观是一个完整的学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就他在这一学说中阐叙的若干主要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熹的“理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哲学

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致卢格》)哲学斗争同政治斗争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哲学理论,无不表现着一定阶级的需要,维护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宋代朱熹的“理学”,就是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反动哲学。一朱熹(公元一一三○～一二○○年),字元晦,号晦庵,安徽婺源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他通过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全部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上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最起作用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