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回眸与未来展望

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和转型.20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和传播,中国社会学也由此开始建构.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轨迹显示,这一学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直面三大学术关系(即"中-西""古-今"以及"理-实"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说,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实践问题,赋予了中国社会学独特的品格.在未来,中国社会学者将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继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在这一过程中淬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从阶级革命到制度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重构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剖析了中国二十世纪国家建设和社会重构的过程,以及这其中政治权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国家权威崩解、国家权威重建、国家消解社会以及社会重建的历史脉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发展的运行理路和轨迹,也能廓清未来中国发展的取向.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

"民胞物与"是11世纪思想家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井田制度和重建宗族组织两个方面.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独特的社会视觉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平等作为这一理想的核心与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     

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

本文针对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提出了"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的命题和中国"六种区域社会文化类型"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多梯度差异化社会,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水平提升而变得缩小.在多梯度差异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中国区域社会形成了非同步化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当代非同步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多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区域社会文化类型与样态.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多类型的、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体,不能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简单归结为"二元结构"关系,这一新的观点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述评与反思

改革开放导致了多元利益格局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逐渐减弱,社会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市民社会的概念逐渐流行,诸多中外学者将其应用于解释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梳理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学理渊源;简要评述了应用这一概念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并分析了其局限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既有市民社会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经验把握其实践形态,才是理解改革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键.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

当代中国正处在典型的以城市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紧张"式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并流行.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既与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造成的社会成员"扎根"的土壤不肥沃有关,而其深层次的社会病理原因是:现实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来分析,创造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社会义务关系,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新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创新:公民社会转型与国家孵化原则

在语义上,社会创新即关于社会领域中的创造活动;而在语用上,社会创新则指人们通过创造性手段实现和完成对社会系统与社会运行的改进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创新的本质是公民社会的转型;其关键是国家如何坚持"国家释放"的理念,在"国家孵化"的框架下采取创造性手段实现这一转型."国家孵化"的基本内容是:国家作为实施主体,要为私人领域、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建立基本的物质和政策平台,提供必要的保障.     

政府与社会: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

在单位体制下,我国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形成"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也导致了"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链条.单位体制的弱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要积极推进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重塑国家—建设国家—社会民主”:1898年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方向

自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过了"重塑国家"、"建设国家"、"社会民主"三个发展阶段。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逻辑。要认清这一独特逻辑,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

近年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的研究中,多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等传统要素界定为社会资本,甚至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混同使用,从而造成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测评的混乱和结论的失真。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探究,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以及对有关熟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尝试提出了"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经过重新审视,"类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并且储量很高。"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各文明体系中社会要素的生长积累具有同步性,但社会要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联系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的中介环节,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要素才能被汇集为一种"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明代在社会要素的积累方面与西方相近,却没有像西方那样转入近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只能从社会形式即关系结构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而真正迈入现代化进程.     

转型时期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建构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这一两难困境?中国社会转型若要真正摆脱"收放怪圈",走出"恶性循环",不仅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且要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通过负面制衡,双方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通过正面互动,二者都较好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意义.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提出,既是基于对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展的反思,又是以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实情境为基本依据.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实践中,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应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

非农化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根本动力。19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发展中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非农化道路,这决定了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分化方式的多元性,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多元化流动和身份转换,并且逐渐分离为若干社会阶层;这一进程也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分化量度上的非充分性,造成部分离农成员的"两栖化"和边缘化。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特殊性,势必对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及其"生产本位主义"根源

消费社会中,处处都是人被"关切"包围着的表象,究其实质却是人的异化,再进一步探索其缘由,则是"消费"中心掩盖下的"生产本位主义"。这一立场阻碍了生产的根本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和谐,因而需要建构全面正确理解生产与消费关系、符合社会进步、有利于人的和谐发展的新型消费理念。这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