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从暗合到皈依: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人民自治观的形成

吕振羽"乡村自治观"的形成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在《村治月刊》时期,吕振羽对于乡村自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既异于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理论,也与同期的村治派不同.他认为实施乡村自治是现代民权政治的要求、乡村自治应当以"村"为基本单位、乡村自治须重视权利保障,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自治理论相暗合.在《三民半月刊》时期,吕振羽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彼时中国的农村问题,并对乡村自治论题作重新阐发.他主张实现农村自治应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为前提、农村自治本质上是农民问题.这可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自治理论的皈依以及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阐释.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论乡村廉政治理中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乡村自治逐步成为乡村管理的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管理领域正逐渐从过去的直接管制转变为间接指导，然而在中国部分乡村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桎梏、治理范式的滞后和乡村村官干部意识的缺失，导致村官群体中原先被政府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不良作风成为影响乡村权威治理尤其是造成乡村腐败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所引导的乡村治理新兴力量正努力配合解决乡村自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将对乡村廉政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     

考评体系建设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与其他制度建设相比,考评体系建设有所忽略,这在现实实践与学术研究上都有表现.其实,考评体系建设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具体表现在:一是设标定位与规范运行,以影响和决定乡村治理的内涵与方向;二是民主监督与权力限制,将特权关进制度的铁笼子;三是夯实和强化村民自治,这是锻造和提升广大干群能力的实验场.充分认识乡村治理中考评体系的重要性,就会注重大局、强调细节、规范合力、引导创新.     

供给与需求:关于乡镇政府未来去向的分析

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由于乡镇政府"经济人"特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因此乡村社会面临着治理危机.乡镇治理要顺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将国家承担的部分职能转让给社会,让社会自主治理,逐步取消乡镇政府,并通过制度供给控制乡村社会,实现乡镇的有限自治,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上来说都能化解乡镇治理危机,这才是合乎理性的路径选择.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殖民统治之初，宗族性村庄在威海卫占有传统优势，殖民者在威海卫乡村采取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模式；19世纪初威海卫社会秩序稳定后，殖民政府着手在乡村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总董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英租威海卫的社会近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政府在后期统治中积极推行自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殖民当局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要加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