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论杜述评

杜甫和苏轼是耸立于唐宋诗坛的两大诗人。宋人普遍崇杜,苏轼更不例外,特别是他对杜甫在蜀中的遗迹充满深厚的感情。他晚年思归蜀中而不可得,思乡之情与崇杜之情常常融为一体,他在诗文中对杜甫作出相当全面的评价。“一饭未尝忘君”的含义在对杜甫的评价中,恐怕没有比“一饭不忘君”一语,影响更大的了。在封建时代,这句话几乎成了对杜甫的定评,也是他被尊为“诗圣”的主要原因。然而近三十多年来,这又成了一些人贬低杜甫,或作为杜诗局限性的主要论据。这句话最早就出自苏轼,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     

试论陆游的蜀中诗

试论陆游的蜀中诗胡蓉蓉陆游是我国南宋时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为国家、为人民忧虑了一生，奔走了一生，歌唱了一生。陆游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作品特别丰富的一位诗人，存诗九千三百多首。他的创作可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中年，在川陕八年，共写诗一千多首...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论船山晚年的民族观

<正> 王船山晚年的民族观到底怎样?船山晚年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到底怎样?本文就此发表几点看法。宫哲兵同志在《试论王船山晚年民族观的变化》一文中提出:“在船山‘夷夏之防论’中,民族自强自卫的思想是其积极的内容,大汉族主义思想与种族主义偏见是其消极成分,这种消极成分在他早年表现得很突出,而在其晚年已不再占主导地位。”意谓船山的民族观,在晚年有本质的变化,因而“晚年对清朝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在文章的结尾,宫哲兵同志更作出结论:船山“能顺应历史潮流,把早年汉族的爱国主     

汤因比论中国文明对解决人类困境问题的意义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观大相径庭。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他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病思。汤因比晚年中国观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     

柳宗元治柳思想初探

柳宗元治柳州,有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和永州十年理论深化的思想基础。四年的吏治,是他的自然观、历史观、政治思想在永贞革新之后的重要实践。柳宗元结束了废置十年的贬谪生活,出任刺史,从此“怀印曳绂,有社有人”。他给李愬的信里说:“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态度非常积极。补什么?无非早年在长安从政“利安之道,将施于人”的抱负。关于柳宗元被贬后,从此“悲观失望”的说法,事实上是对他很大的误解。     

李的心路历程评析

李二曲(名)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曲早年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他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中岁病中悟道,此时的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二曲晚年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他荆扉反锁而日处其中、杜门不出,但二曲并不是不闻不问世事而做彻底的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断裂"与"缝合":维柯《新科学》在朱光潜晚年美学生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要理解朱光潜所以在其晚年全力译介<新科学>的真正根由,首先必须较为全面地联系其一生的实际遭遇与思想背景,搞清楚维柯的<新科学>在其晚年美学生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这里需要还原一个事实:50年代朱光潜的学术思想转变实际上是他一生美学思想历程中的一次"断裂".而他对<新科学>前后评价的变化以及他晚年实践论美学观的变异则表明:根据<新科学>得出的"认识即实践"的结论,实质上是对其早年美学观念的重新返回.对<新科学>的译介和阐释,则是他对自己美学生涯中的"断裂"进行"缝合"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缝合"的企图恰恰彰显了他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汤因比的中国史观

汤因比一直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关注 ,其早年中国史观与晚年中国史观有明显的不同 ,晚年把中国文化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高度。汤因比的中国史观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他对中国大一统传统的赞扬和推崇 ;二是他把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困境结合起来 ;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可以作为比较文明论的一个范式     

左宗棠西北用兵的军事思想

左宗棠(1812—1885年)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清朝后期的所谓“中兴名臣”,早年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但是,他晚年在平定西北,收复新疆,抗击法国,保卫台湾的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都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备受凌辱充满血泪的中国近代史写下了大振国威的光辉一页。左宗棠之所以能作出这样巨大的历史贡献,既与他强烈的求强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关,亦与他在长期戎马生涯中所形成的军事思想有关。本文试图对左     

鲁迅论屈原

鲁迅从早年留学日本到他的晚年,曾多次以形象的和直言的方式,对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过评论。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评论,对研究和学习鲁迅以及正确评价屈原是有帮助的。一枝清采播芳馨鲁迅非常崇敬屈原。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将屈原与拜伦、雪莱、裴多菲、普西金相提并论。在我国古代诗人中,他只将屈原归入他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     

李颙的心路历程评析

李二曲（名颙）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曲早年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他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中岁病中悟道，此时的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二曲晚年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他荆扉反锁而日处其中、杜门不出，但二曲并不是不闻不问世事而做彻底的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廖季平经学第三变变因刍议

梁启超1920年著《清代学术概论》说:廖平“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赌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前贤已斥其为“诬”(见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校教授廖君(平)墓志铭》及蒙文通、向楚等人的廖平传记)。然而后之学者,难明真象,多“习焉而不察”,以至谬种流传,既诬前贤,复误后生,故实有旧话重提,小题大作之必要。鉴于此,笔者拟就廖平是否有受赌逼而改说之事作一初步考察。廖平学术,其自称一生凡六变。一变平分今古,无所轩轾,并称古学为孔子早年从周之说,今学为晚年改制之说。二变尊今抑古,归狱歆莽,这或是梁氏所称为“颇知守今文家     

高适的一首佚诗

王重民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八○年第三辑中,发表了原在敦煌卷子内唐人的一批佚诗,内有高适的五首诗,其中四首,为研究者所经常引用。余下的一首,却不被重视。而这一首,虽然无助于高适生平的考证,却突出地表现了高适的进步思想,是研究高适早年思想意识的重要资料。这首诗,就是《双六龙赋送李参军》: 有物兮四方故城,六面砥平;白质黑文,花攒星明。主张尔手谈,决断尔心争;推得失似关乎天命,而消息乃用乎人情。若行之尤、思之精,虽邂逅而小比(屯),必指掌而大亨。李侯李侯保令名,无怨(?)于垂成。朝影入平川,川长复垂柳。明年 (傥)有一掷分,君不先鸣谁先鸣! 双六龙,可能是一种近似双六的博弈之具。玩这种游戏,亦有卜测命运穷达的用意。《唐文粹》卷94有两篇文章,可作参考:一是房千里的《骰子选格     

郭昕主政安西史事钩沉

郭昕是郭子仪之侄,永泰元年受命巡抚安西,继朱都护、尔朱都护之后,主政安西,起始官号为四镇节度留后,建中二年(781年)德宗遣使册拜为安西四镇观察使,兴元元年(784年)四月晋升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是岁五月二十六日乙未(784年7月18日)又加左仆射虚衔.他结援回鹘,坚守唐朝西陲飞地,直至元和三年(808年)安西陷蕃.     

元好问诗论的阶段性特征

元好问的诗论在三乡前后、嵩山邓州时期、聊城冠氏时期、晚年往返各地时期这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色和侧重点 ,而尤以早年和晚年最为活跃 ,内容也最丰富。就其影响而言 ,以晚年诗论意义最大 ;就其名声而言 ,则早年为著     

论章士钊的文学观及其"逻辑文"

章士钊 (1 881 - 1 973 ) ,在近百年历史舞台上 ,是一位相当特别的文化名人。早年他是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 ,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晚年退居书斋 ,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著《柳文指要》 ,一生斑斓丰富 ,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其功过是非。他曾经对中国的“现代性设计”① 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现实政治粉碎了他的社会理想 ;他抱着“志在从政 ,非止求官”② 的初衷踏上政坛 ,却一再地陷入政治漩涡 ,最终也未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在段祺瑞执政期间 ,他推行“整顿学风”政策 ,限制学生运动 ,又违背时代潮流 ,举…     

论刘锡鸿出使前的社会交往

刘锡鸿晚年以出使和反洋务而闻名,然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不为人所注意。实际上,由于晚清社会的动荡,其中举之后,就先后跟随张敬修、毛昶熙和郭嵩焘办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后到京师任刑部员外郎,直到光绪二年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