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闽移民与文化的双向传播

南宋建立以前主要是中原移民南下,以比干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正统文化因此流布南方。固始、比干等作为南下移民集体记忆的符号,是其凝聚族群和心系中原的重要叙事概念。时至清初,移驻河南与原驻福建的明郑降清官兵,以及督运他们至河南的满清官兵,这些人连同其眷属均被分散到汝宁府、南阳府等属县指定区域屯垦。与比干文化同根同源的妈祖文化在此大分散、小集中的族群空间得以顺利传播。这两种移民与文化传播的模式主要特征即是不断超越小众的族群文化,积极认同中原正统文化。     

中原闽营人与妈祖文化传播

康熙初年,朝廷令部分明郑降清官兵赴今河南济源、鲁山、邓州、信阳等地屯垦。闽营人背负木雕妈祖神像来到中原,妈祖文化因而传入河南。闽营人在中原创建了长葛营坊村天妃宫、邓州天后宫等许多妈祖庙宇。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闽营人妈祖信仰出现结构性失忆。当今邓州部分闽营人高山族成分的确认,社会上认祖归宗的潮流,妈祖文化的复兴,刺激了闽营族群的集体记忆,妈祖信仰在闽营人特别是高山族人中复苏。这是其族群意识于"在地化"完成后的凸显。     

古代民间文化跨区域之传播模式——以妈祖文化在河南南阳的传播为考察中心

清代闽籍人士在河南南阳地区供奉妈祖,传播妈祖文化,共有三处,其中宛城天妃庙由闽籍游宦士人创建,邓州天后宫由闽籍屯垦移民创建,赊店福建会馆由闽商创建。此三座妈祖庙宇的创建方式基本上涵盖了古代民间文化跨区域传播的模式:游宦士人传播、屯垦移民传播、客商传播。庙宇供奉乡土神既是团结同乡的精神纽带,又是张扬本土文化的强力手段。这种模式使妈祖文化在南阳地区落地生根发展。     

移民搬迁中传统风俗的重塑及其例行化——三峡库区GZ镇丧葬仪式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带动了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移民搬迁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乡土社会中的互助基础渐趋薄弱,移民搬迁与农村空心化共同构筑了传统风俗文化维系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常规行动的传统丧葬仪式发生了改变,丧葬的紧迫性、公共性催生了刚性的市场需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非常规行动——"仪式经济"。这种非常规行动通过例行化的逻辑产生新的风俗,从而完成了常规行动与非常规行动的交替过程,实现了传统风俗到新风俗的文化变迁。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     

金门是福建移民台、澎的中转站

金门诸岛位于福建南部出海口的咽喉位置,由福建南部到澎湖、台湾以及海外各国,必然要经过金门诸岛。明清时期,大量福建居民及一部分广东移民正是经由金门前往澎湖、台湾从事垦殖,经营工商各业。与此同时,由于金门诸岛较靠近大陆,其移民与土地开发比台、澎地区要来得早。自明后期以来,迁居金门的福建移民及其后裔又陆续向澎湖、台湾本岛迁徙,金门成为福建移民台、澎的中转站。     

郑氏军队屯垦及其对台湾地名的影响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出于当时军粮供应紧张,以及为实现其匡复大明江山的战略目标,在台湾推行寓兵于农的屯垦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既发展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军民粮食之需,也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进步。军队的屯垦区形成许多村落、城镇,促进了闽南文化与社会族群在台的移植及生成;而在明郑军队垦殖过程中,衍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地名,留下郑氏军队当年筚路蓝缕、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印记,成为台湾开发史上特有的人文现象,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闽台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     

泗水中上游地区商代聚落形态初探

商代泗水中上游地区聚落群聚现象明显,聚落与青铜器出土的数量远多于前代岳石文化,群内聚落等级分化凸显。聚落形态变迁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南部薛水流域聚落群成为地区中心,前掌大是中心聚落;中期,整个区域的聚落呈现衰退状态;晚期,以前掌大为中心的聚落群再次出现,漷薛聚落群再次成为地区中心。商王朝东扩经略的变化,导致了各阶段聚落形态的差异。     

台湾客家聚落之围龙屋文化符号寻踪

海峡两岸的客家人虽所处生态环境不同,但围龙屋的文化符号是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之一。聚落中常见的"伙房屋",虽然在外观上比粤东围龙屋的建筑结构简单,但在文化功能上都是客家人精神空间的缩影,两者有着深远的渊源。本文从围龙屋的文化符号、文化功能、神圣空间等不同角度,在对台湾客家聚落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其与粤东围龙屋建构的文化进行比较,旨在探讨围龙屋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传播、变迁及原因,并试图与学界展开对话。     

试论清朝台湾高山族与闽粤汉族移民的经济交流

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上,与福建、广东隔海相望.闽粤人向台湾移民,由来已久.台湾岛上的汉族居民,主要来自闽粤地区.闽粤移民在台湾辛勤劳作,促进台湾地区的开发.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至明末,闽粤汉族移民与台湾原住民--高山族人民交往较少.高山族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以狩猎、捕鱼、采集为主,处于原始石器时代,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三青团台湾区团记事

本文简要记录从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到三青团台湾支团的沿革,三青团台湾区团筹备处从福建到台湾的变迁,简要描述三青团台湾义勇队分团与三青团福建支团、龙岩分团,三青团与新生活运动,三青团组织与1945年9-10月间的台湾社会,三青团成员与"二.二八"事件等诸种关系。本文认为,从所见资讯看,三青团台湾区团及其前身三青团台湾义勇队分团的社会观感、历史形象是相当正面的。     

日据时期台湾小说对“童养媳”风俗的批判

“童养媳”风俗，在中国社会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在台湾民间，“童养媳”被称为“媳妇仔”。台湾学者杨翠于《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一书中曾指出：养“媳妇仔”的目的即将幼小的女孩“养来做媳”，使之作为预设的婚姻对象。那么，这种“媳妇仔”风俗在台湾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台湾居民大多为闽、粤两省移民。闽、粤两地的各种宗教、文化、制度与风俗，当然包括“养女习俗”。亦随移民传人了台湾。但明朝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海盗与倭寇骚扰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清政府又三次实行“海禁”。     

略论台湾宗教信仰的移民特征

台湾宗教信仰的产生与闽粤民众移居、开发台湾的活动密切相联 ,闽粤等地移民把祖籍地的宗教信仰移植到台湾 ,构成台湾移民信仰的主要内容 ,也使台湾宗教信仰的产生与发展带有明显的移民特征 :其产生与移民活动过程的需要有密切联系 ;信仰组成以母体社会移入的神明占主体 ,同时带有移民与台湾社会融合的色彩 ;信徒崇拜的对象既有表现形式的多神信仰特征 ,又有神明蕴涵着崇善惩恶的伦理道德内容 ;信徒群体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宗教信仰的礼仪、活动形式具有明显的民俗化特征。     

台湾怀乡散文的“美学意识形态”及其叙事策略

台湾怀乡散文以其特定的"美学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建构"古典中国"形象和"中国历史",以抒情化的文学艺术形式还原、修复两岸之间的文化记忆。今日学者对台湾怀乡散文应该特别注意其在美学意义上的超意识形态价值,而相对淡化其在意识形态上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分歧和争议,不能因为怀乡散文蕴含着当时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而就此抹杀或贬低它的艺术成就。这是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重新评价、审视台湾怀乡散文的学术基础。     

“孝”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始意蕴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德。自"孝"文化产生时代起,它就受到了特别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孝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由家庭道德到政治道德的历史变迁。"善事父母"不是"孝"字的原始涵义,而追祀事鬼、"继志述事"更接近"孝"的原始义。甲骨文的"孝"字与金文之后的"孝"字结构及其涵义的差别,反映的是殷周之际伦理文化的变革,即由"神本"伦理到"人本"伦理的变革。     

从外来移民到本地少数族裔--印度阿萨姆邦的尼泊尔移民发展历程

尼泊尔裔移民是印度阿萨姆邦的重要人口群体,在多民族的阿萨密亚社会,他们经历了从"外来移民"到"本地少数族裔"的演变过程.本文追溯尼泊尔人移居阿萨姆邦的历史,考察其移民起因,并通过研究尼泊尔人与阿萨姆社会漫长的相互适应过程,剖析尼裔移民独特的尼裔阿萨密亚族群认同及其对移民学的启示.     

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

著名的历史学者伍斯特、伊懋可与多佛斯都为环境史下过各自的定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中国环境史可以从以下十个主题开展研究: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     

人类学文化变迁之文化涵化——以广西贺州客家族群的文化变迁为例

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指不同民族(或族群)相互接触引起原有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通常是双向的。广西贺州客家族群长期与瑶、壮等兄弟民族(或族群)聚居生活,由于发展历史和生态环境的不同,经过长期的文化涵化,广西贺州客家族群在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地方客家族群的文化特征。     

论日本北海道方言向普通话的演变

日本北海道方言是慢慢向普通话变迁的。从北海道方言的产生来看,它来自于全国各地移民的语言;从北海道方言的传播过程来看,最初进入北海道南部地区,在那里进行自然淘汰、留存,再进入海岸方言的体系,传播到北海道海岸的全领域;从北海道方言向普通话变迁的原因来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国语教育、电视的普及以及经济增长;从北海道方言的现状来看,方言减弱,普通话化进程依然持续。     

澳门闽人研究

澳门是一个纯粹移民的城市，绝大多数居民是移民或移民后裔。截止到1996年8月30日止澳门总人口45．5万人，其中常住人口41．4万人，流动人口4．l万人。在澳门人口中祖籍福建者约计8万人，依其移居澳门的时代不同大体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移居澳门年代已久远，但依然“承认”自己祖籍地是福建的“澳门老居民”；二是由于6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掀起反华排华浪潮，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受迫害“逃难”到澳门而定居澳门的“归侨”；三是70年代末以来由福建各地移居澳门的“新移民”。一、在澳阅人族群的形成福建背山面海，地狭人稠。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