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家产等级继承制

汉初军功爵制对权利待遇与土地占有具有限制的功能,身份爵级不同,其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就不同,其占有土地的标准(限额)就不同。汉初家庭诸子爵位主要通过继承、傅籍和赏赐而得,同一家庭中诸子的爵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汉初家产继承受制于诸子的身份等级,当诸子的爵位不平等时,其继承的田宅往往也是不平等的,只有在诸子爵位平等或诸子均无爵的情况下,才有实行诸子均分的可能。因此,汉初的家产继承制是等级继承制。     

论宋代“田宅牙人”之弊及其法律控制

两宋时期,封建商品土地流转加快,围绕田宅买卖的诉讼纠纷愈演愈烈,牙人在交易中的欺诈不诚行为是导致纠纷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宋代政府从田宅交易前的产权合法性调查;交易中的告知亲邻、公正评议价格以及严格遵循官版契纸;交易后监督交易双方过割赋税等方面规定了牙人必须遵循的法定义务,并同时规定了牙人享有收取佣金的权利。宋代政府对牙人中介行为的法律控制,对于控制牙人弊端,保证国家赋税收入,最大限度地减少田宅诉讼的发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与此同时,牙人的田宅居间经纪行为,加速了宋代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佃农化。宋代对田宅交易牙人的法律控制,足以引起诸多的思考与启迪。     

汉初的农民受田与土地流移——以授田制为视角

汉初授田制的推行使得普通百姓有田百亩成为可能；国家在制度层面虽然允许土地买卖,但授田制内在按爵名田的规定成为资本流向土地的制约因素,田税以受田顷亩为基的征收机制更成为土地交换的内在障碍.从很大的程度上看,授田制背景下的土地买卖绝非放任自流.     

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与贱民制度的消亡

两宋时期,田宅产权交易频繁,官府在保护田宅产权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维护所有权的法律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但是因为上位法的存在,徽宗、理宗时期"子民"的田宅产权也时常受到侵夺。田宅产权交易立法,尤其是"天圣五年诏书",从法制的角度维护了佃农在契约租佃领域的地位,赋予了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的迁移自由,促进了客户的地域流动,从而催生出社会对佃农、人力、女使等贱民阶层权利保护的观念,他们被纳入编户齐民,成为五等户籍制的有机组成,拥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最终带来南宋初年贱民制度的废止。     

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看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制,将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与功利主义的文化精髓升华为具有实践意义的奖励机制。军功爵既是一种社会荣誉,又能够获得赐田宅、赐邑、役庶子与减免刑罚等封建特权。国家以军功爵为杠杆,通过对爵位的予夺,构建以爵禄为里,军功为表的等级秩序,促进了秦人社会政治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巨大变革。     

先秦时期爵制的起源与发展

先秦时期爵制的起源与发展晁福林先秦时期是爵位制度起源和发展的时期。对于先秦爵制的研究，前辈专家多注目于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具体内容的考析，而关于爵制的起源与发展的一些问题则还处于若明若暗之间。今试作一些研究，以求引玉之效。一就造字本义看，爵与酒器有关。甲...     

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

秦汉封爵是最富时代特色的制度 ,其封赐原则既承袭先秦旧爵 ,如因功封爵和因亲封爵等 ,同时又有明显变异 ,总体看更加复杂多样 ,等级更加繁细 ,也更加轻滥 ,特别是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 ,可谓最具时代特色。对君主和国家而言 ,封爵的作用和影响与先秦旧爵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周的封爵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统治形式 ,那么战国后发展起来的秦汉新爵制 ,则主要体现为统治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是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的利益交换手段和激励措施 ,特别是爵位通过买卖获得 ,更使得其利益交换性 ,甚至可以说是商品性暴露无遗。而封爵对于占有爵位的个人的好处 ,比旧爵更是复杂细微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与变迁——以赐民爵为中心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本来是以民爵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民爵赐予中现实政治、经济权益赋予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乃这一制度机理的根本所在.赐爵日渐轻滥、民间爵的买卖流移及入粟拜爵等因素的注入,在使获爵途径多元化的同时也潜在地导致以爵为核心的等级身份机理内涵的变化.随着民爵赐予在实际政治、经济权益赋予层面趋于萎缩,其在基层等级身份塑造中地位趋于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以财富为本的自然性而非政治性因素在基层等级身份领域作用的增强.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以亩计征的田税征收方式——兼与臧知非先生商榷

战国授田制有两个特征:一是授田对象为全体人民;二是土地授予后仍归国家所有,被授予者没有私有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授田"授予前属于国有,但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因此,汉初土地制度是私有制,汉代不存在战国授田制性质的土地制度。刍稿税与田税是不同的税种。秦朝刍稿税按顷计征,但田税按实有亩数征收。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大量材料证明,汉初田税是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计征的,所谓西汉田税以顷征收的说法不能成立。     

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

简牍表明,秦汉傅籍于每年八月进行,秦和汉初是十七岁始傅,景帝时改为二十岁,昭帝改为二十三岁;傅籍是成年的开始,同时标志着政治身份的改变,在承担服徭役的义务的同时,也开始享受与其身份相一致的利益,按等级获得爵位、田宅、实物以及减免刑罚的特权,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动的制度因素之一.     

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

<正> 曹魏的屯田制度,是当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后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有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阐明它是如何从秦汉的封建国有土地制与屯戍制度发展而来的过程,以明此制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也非独创于一人,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史发展的转型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使这个时期的史料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的矛盾问题,如经常普遍赐爵与简牍中大量编户民无爵的矛盾,王杖制与简牍中大批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杖的矛盾,土地私有为主导与简牍中国家大量赐田、假田的矛盾等.本文指出秦汉时期编户民与吏民的关系与差别,主张只有吏民才与爵位有关;依据简牍新史料主张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占支配地位,土地买卖其实不过是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本文探讨了导致秦汉编户民具有皇权思想的原因,主张这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基础.     

略谈酒器爵

爵是一种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在中国的字、词、成语、诗句当中有很多都和"爵"字相关。爵在夏代开始出现,最初是陶制的爵,夏代晚期出现了铜爵,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仿铜陶爵和铅爵。西周中期以后,爵消失,演变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即爵制、爵位等含义。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由“记王言”而“代王言”:战国秦汉人臣草诏制度的演生

人臣草诏之制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并非始自先秦,而是到东汉初期才完全确立。春秋以前,王命一般用口头方式发布,所以不存在人臣为君王起草文书的现象。到战国时期,由于文字的广泛传播和官僚体制的确立,文书行政机制正式确立,形成了人臣"记王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东汉时期帝国体制发展到了较成熟的阶段,才最终被人臣"代王言"的制度所彻底取代。学界以往之成说,即西汉时期由御史或尚书负责草拟诏文,不能成立。     

从战国社会制度的变化看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导致了贵族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其一,各国国君先后称王,国君称号的变化导致嫡庶妻等级婚制名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君嫡妻由夫人改称王后;其二,宗法制、分封制的瓦解导致了嫡庶妻等级婚制功能的变化,除嫡长子继续承袭王位外,余子一般不能再分到封邑,失去了原来的大宗地位,既不能“有采以处其子孙”,也不能再世卿世禄了。其三,官僚制度的建立使嫡庶妻等级婚制也呈现出爵制、品级的官僚化特征,以秦国最显著。其四,以官僚制度、郡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王权的加强使列国出现太后摄政现象。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和编户民称谓的演变

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变化与编户民称谓的演变以及它们的关系,是长期以来若明若暗的问题。而弄清楚这问题,对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防止把历史简单化是有帮助的。本文为弄清这一问题作了些探索,提出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