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字用法的发展及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从词汇的消亡和新生、语义的发展、语法功能的演进三大方面考察了“鬼”字用法的发展情况。其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的社会发展中探究了文化的发展对“鬼”词汇发展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分析了“鬼”的语义系列的演变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语法方面的演进。     

说"小资"

“小资”是近年来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时尚词语。我们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一词的缩略形式，并且缩略以后，在词汇意义、感情色彩、语法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词汇意义和感情色彩的变化根源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其语法功能的扩大，则有其语义基础及特定的文化背景，并且也是由于其进入了“很X”结构槽。     

《诗经》介词"以"考察--兼谈"以"的虚化

《诗经》中的“以”作介词 ,有其鲜明的语义和结构特征。介词“以”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 ,其静态的储存义“用”表现出强烈的工具性。其语义指向的转指性使介词“以”的宾语位置常常前置。“以”的词汇意义的虚化与其语法功能的虚化反映出大体一致的特性 ,当介词“以”表工具的词汇意义弱化 ,其结构上的关联作用成主导时 ,介词“以”便进一步虚化为连词。     

“胡”一词语义演变及当代活跃性的历史考察

自秦汉始,“胡”一直是汉语里一个比较活跃的语素,本文主要考证了“胡”的语义,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从秦汉至唐至宋元迄今的语义变迁,并探讨了“胡”当代活跃性的社会历史与语言原因。     

“有的是”的语法化条件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现成语料的调查,发现“有的是”的词汇化经历了由跨层的“有的”和“是”到短语化“有的＋是”,再到词汇化“有的是”的过程。“有的是”的语法化和词汇化受句法条件、语义条件、句式条件、特定词汇形式和客观世界现实的制约,其中对举结构的撤消、句法位置外围化、语义虚化、特定句式和特定虚词的出现、客观现实等都制约“有的是”词汇化．语法化进程进一步促使“有的是”词汇化。“有的是”在虚化链上表现出不同的语法属性。在非完全虚化阶段,呈现动形两种属性,完全虚化后,只有形容词的属性。     

新化方言被动标记研究

新化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新化方言的被动标记主要有三个：“被”、“得”、“给”。“被”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来源于其“遭受”义;“得”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来源于其“得到”义;而“要”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来源于其“叫、让”义。兼语句为它们语法化提供了合适的句法环境。     

契合义结构“好巧不巧”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好巧不巧”字面上“好巧”与“不巧”存在语义矛盾,实际上表达了“巧合”的意义,属于契合义结构。文章从句法功能、语义特征讨论了该结构的性质,并分析了其语法化过程。从语义看,“好巧不巧”包含[+巧合][+反预期]义,少部分用例反预期义消失,只表达巧合义,有词汇化倾向但不彻底。从句法功能看,“好巧不巧”向话语标记过渡,但语法化程度不高,还有大量在句中做状语的用例。类似结构“好死不死”也通过矛盾的语义,表达了[+巧合]和[+反预期]义,不过语义透明度低,负面色彩明显,语法化更彻底,是“好巧不巧”类推的结果。     

“宁可、宁愿、宁肯”的语法化

“宁可、宁愿、宁肯”的语法化（词汇化）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以后经过历代的发展,到元、明、清以后完全取代“宁”的地位。“宁可、宁愿、宁肯”的语法化主要受汉语双音化类推的影响,同时受句法位置和语义侧重的影响,在语法化过程中,“可、愿、肯”的语义受到很大磨损,但它们的语义仍有一定残留,这是造成“宁可、宁愿、宁肯”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汉语“吃”类词组合模式衍生机制

汉语动词发展至今,已经突破了起初的语义、语法、语用的范围和功能,组合模式已经扩展,其后的宾语,语义、语法关系也出现了多种情况.“吃”类词,是汉语最基本的词汇,构成较完善,成员语义分布较细致,组合能力强,语义、语法、语用的演变程度最大,其现代用法,是历时演变在共时层面的留存,分析其搭配模式,可窥见动词语义语法扩展的路径及变化机制.     

词汇搭配现象的语义分析

词汇搭配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共现关系的词汇组合,它同时受语法及语义的限制。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中的语义学角度出发,归纳了词汇搭配的发展和界定,探讨三个常见的词汇搭配的语义结构研究方法,力求帮助学习者从语义层面上去掌握更多、更有效的词汇搭配方法和策略。     

汉语的“随着”及与其相对应的日语表达方式

从中日对比的角度出发,对汉语的“随着”一词从语义和语法层面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语义扩展机制。“随着”主要表现跟随义、任凭义、依据义、方式义、同时义、条件义六个义项。跟随义是原型义,具有服从性、同时性、动作性三个基本语义特征,其他义项由原型义扩展而来,每个语义项都具备了原型义的一个或两个语义特征。在语义扩展的过程中,动词性削弱,介词性逐渐加强,出现了新的义项——关联性。相对于中文“随着”的六个义项,日语则要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六个义项。分析表明,中文“随着”的语义有较大的笼统性和模糊性,相对而言,日语的表述则有根据具体事物和不同语境细化表达的特点。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文化对比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在中西语言中具有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中西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试从汉语和日语的意合看动词的“有意”和“无意”

本文从汉语和日语的动词对比来分析它们在句子意义上的特征.日语动词由于有自动词和他动词的存在,它们在体现动词的"有意"和"无意"上分工明确.汉语是独立语,动词语意受大的语言环境的影响较大,所以汉语动词的"有意"和"无意"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笔者认为汉语句子里面是以动词为中心,外围成分向内影响,最终决定动词的有意或者无意.而日语正好相反,是以动词的有意或者无意为中心,从内向外围成分影响,最终决定整个句子的有意或者无意.也即是说,汉语是大的语言环境意合后决定中心动词的意向性,日语是中心动词的意向性决定整个语言环境意合的意向性.     

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

将没有外在“事实联系”的中印古典“韵”论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相同之处有四：一是对“韵”这个审美范畴“推尊之以为极致”；二是认为韵与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三是对韵的内涵的理解基本相同；四是都运用比喻来言说。其歧异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各自的产生、来源不同；二是印度韵论对韵有更深层次的分类研究。     

论汉语的“意义单位”

"意义单位"必须从词汇层面转移到句法层面上去考虑,即"意义单位"不是静态的词汇性单位,而是动态的句法—语义单位。"意义单位"是语言使用中形成的惯例化语言构块,有如下三个特点:(1)按照已知的句法规则生成;(2)属于线性语法;(3)明显受到汉语节律的影响。汉语"意义单位"分十级,呈现为从"语素"到"核心句"的连续体。     

跨国公司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的研究综述

汉语语境下,"教"总是关涉口头语言,"教者"总是企图让"被教者"接触、理解、认同并践行某些思想。"学"者希望获得现成的指导思想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种现成的指导思想可以是别人讲的,也可以是自己阅读的,还可以直接效法他人的做法。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教学"是在教育机构中,师生以口头语言为主要手段来传授、传递、传承课程思想的社会行为;是具有权利与义务的一种语言交往活动。其本质特征可归结为:三方参与性,动机目的性,语言交往性,话题限定性,权利义务性和社会活动性。因此,应在学校教学中高度重视(口头)语言问题。同时,由于教育机构的参与性、中介性和管理性,"教"、"学"二者的主动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微言”考论

微言是口语阶段流行的言说方式.微言源自仪式化语言,是人类进行独立语言思维的第一步.当人们用微言去表达自己的神权意识、等级意识、军事意识、文艺意识的时候就形成了神权微言、等级微言、军事微言、文艺微言.对于言者,微言要与舞乐结合才能完全达意.对于听者,微言的含义只有那些知言之谓者才懂得.在言意关系方面,微言提供了一种比兴、暗示、提喻、以少总多、以隐示显的表达方法,对文学写作影响很大.在文学特征方面,文艺微言以其虚拟性、情感性、游戏性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认识了微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先秦文学的特质.     

仁、義、德一解

词作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音义结合体。声音有义,声近义通,是古汉语词族的基本规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性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解析字形、解说语音,从"以事为名"的角度,解释了"仁、义、德"等字所表示的词的本义。     

“胡”字词义考

"胡"字词义非常复杂.本文从"胡"字与名词、动词的组合关系,探讨"胡"字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地区义的语源,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胡"字的词义与词性.并对有些词典认为"胡"是副词,释为"随意乱来"观点进行了讨论.     

木:祭天习俗与民族文化意蕴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之一,民族语言可以表达某一方面的民族文化。"木"是古老的象形字,研究"木"字包容的古汉民族与古纳西族祭木的文化意蕴,可以从中探寻到汉民族古文化与纳西族古文化的契合点与同质性。这是文化语言学在语言基础上对文化历史作出的重新认识,展示了汉语研究的又一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