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

税费改革以后,中西部基层政权从"汲取型政权"走向了"悬浮型政权",为了维持中西部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一套复杂的转移支付体系开始建立。大量转移支付资金进入中西部基层社会的同时,财政资金项目化的趋势加强,导致了"项目治国"时代的来临。在项目制度下,乡镇政权的状态是:一方面资源和权力继续被上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开始为项目进村"跑腿办事",乡镇政权由"悬浮型政权"走向"协调型政权"。乡镇政权无钱无权,却又不得不疲于奔命,这种制度上的困境导致了项目制在基层运作过程中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反面。     

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

中国集体协商依靠"国家主导"模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道路。国家推动集体协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推动劳资博弈,而是要把劳资双方都纳入到法律制度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行为能够法制化和契约化。但是,国家规范劳动关系并非简单控制,而是通过指标管理实现对基层产业秩序的治理。所以,指标管理成为国家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核心策略,地方政府和工会围绕考核指标,调用各种资源来提高集体合同数量。在实践工作中,地方政府"第三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工会"代理政府"的角色也得以强化,集体协商的本质则从劳资博弈转变成党政联合工会与资方的讨价还价行为。     

“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

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所引致的治理性危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倒逼基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由于税费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行政层级最末端的行为体,惟有被动地以“弱者的手段”回应上级压力,其客观结果却是农村公共产品阙如、基层政府运作困难,农村出现新一轮治理危机,由此形成向上的反倒逼现象,以致中央和省级政府只有采取新的措施,投放更多资源来解决农村问题。本文认为,朝着这个新趋向发展,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农村社会的治理。     

突击清“尾欠”暴露出什么

去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为保证税费改革试点正常进行,防止激化干群矛盾,有关文件特别规定,各地区要暂停向农民收缴农村税费改革前的税费尾欠。对农民历年形成的农业税收及符合政策规定的乡统筹和村提留费尾欠,采取先挂账的办法,待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民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后再作处理。但一些基层政府还是对尾欠进行了追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突击清缴的行为,引发了农民群体上访……     

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土地征用和开发中的政府收入、政府行为,来试图理解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特点和模式。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这种行为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为对农民土地的低价补偿造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这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化改革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悖论,即中央政府力图控制、改变地方政府行为的努力不但没有预期的效果,反而驱使地方政府更加强有力地谋取各种体制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1994年以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与1994年以后的财政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指出真正影响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是软预算约束与政府获取体制外资源的能力。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并发挥作用,那么中央政府调整集权—分权框架的努力最终便会是无效的。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农民“精神共富”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搬迁农民为例

搬迁农民面临身份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剧变,存在着发展性焦虑。应以“宗社衔接、村贤协治、邻里中心组织”为核心的多维社群重建和以“便民、扶助、分类指导”为核心的政府行为,来消解搬迁农民“教育、养老、医疗保障、异地就业、文化服务”等实际顾虑,优化其不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异步混沌”的精神世界。必须重视城乡融合发展要素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推进基础设施、服务、核心要素的协同下沉;从政府工作端和农民体验端双边获取共识,推进政府与农民“精神共富”核心意识的形成,完善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工作机制和实现“精神共富”的现实路径。     

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

近 1 0年来 ,上海基层社区组织的协调机制呈现出新的理性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从社会学的某个角度看到了许多人正自觉不自觉地调整着自己的社会角色 ,开始在他们重建的社会秩序中体验着新的行为规则。 1 995年上海市实行了“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体制 ,随后又提出了探索和完善“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 ,四级网络”的新体制。这些新体制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基层社区的实际生活正趋于脱离国家传统行政的管理范围。这种“社区现象”因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行政等诸多方面而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关注。本…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本文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不同层次政府的信任可分为两个因子: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信任的“高层政府信任因子”和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以及乡党委乡政府信任的“基层政府信任因子”。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却偏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作者认为,现有的信访制度有其根本的缺陷,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不能仅限于信访制度本身,还应从更广的范围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机制,另一方面要有健全的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严重贫血的乡镇政权

中国基层乡镇政权的财政亏空有多大,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但从被调查的局部看来,已经大得惊人。乡镇财政最大的补给来源是农民的荷包,但是,各种因素已经不允许从农民那里获取更多。乡镇政权需要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要么在贫血状态下继续生存,要么被取代而消失     

区直管社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分析——以铜陵市铜官山区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一直实行“街居制”管理体制。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的居民结构和工作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保持“街居制”架构下经历了三次变革,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管理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等难题。为此,需要用新思维来突破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困境,而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改革契合了改革需求,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重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一本令人心痛的“家账“

湖北省大别山老区农民肖安民有一本完整记录1991年至2003年历年各项负担的“家账”。透过这本“家账”可以看出,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呈逐年加重趋势,为了交齐各项税费,一些农民不得不贷款交费、盗伐林木交费,农民对负担的承受能力已接近临界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民卡内负担大幅下降,但卡外负担和各种涉农收费项目依然层出不穷,农村减负工作仍不容忽视     

扬鞭催征自奋起

曾名不见经传的青岛市李沧区民政局.近几年,高举为民送暖的旗帜,内抓管理,外塑形象,由过去的懒、慢、散,变为今日的勤、快、廉.他们信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在自我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     

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自从帕森斯提出著名的 5对“模式变量”(ｐａｔｔｅｒ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① 之后 ,他的诠释者们均认为 ,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普遍主义”规则取代“特殊主义”规则的过程 ,也就是说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支配人们彼此间取向的标准将逐渐从“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的特殊主义标准转变为“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的普遍主义标准 (Ｐａｒｓｏｎｓ＆Ｓｈｉｌｓ,1 951转引自郑也夫 ,1 995)。在对人们的“就业”与“求职”行为的研究中 ,这种思想…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公民

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的基本政治形式,在民族国家中,封建时代的臣民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国家权力取代社会权力成为控制社会的主体,国家通过“权利”渗入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变为手段和目的,“公民权利—国     

经营土地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个转变”,即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的转变,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的转变。其实质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配置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提高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实现四川从资源大省向经济大省转变,推进四川省跨越式发展。“三个转变”中人才资源转变是条件,民间资金转变是保障,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则是关键。而实现“三个转变”既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也就是说,实现“三个转变”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经营土地中政府与…     

电子技术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实施

本文阐述了理实一体化的内涵，通过在电子技术课程中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教学关系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提高教学效果。     

创新城市社会管理应从哪里突破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应该在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由党委政府“撑船”向由党委政府“掌舵”转变上取得突破。如同市场不是万灵的一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要变以往的“政府独揽”为“多方参与”,通过公共服务的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寓社会管理于公共服务之中,使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从以行政管制为主转变到以公共服务为主。具体建议如下：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规民约效能再造——以宁波市"民约村治"实践为例

乡规民约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变迁,在现实情境的推进过程中,这类非正式规范正遭遇有效性不足的挑战.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对宁波市的调研,提出农村社会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现代型社会资本的缺位,是乡规民约难以发挥效用的症结所在.同时,研究认为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近期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顶层设计和资源要素下沉,依靠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治理资源,实现政府主动建构秩序与社会自身自发秩序的耦合.从长远看,构建现代型社会资本,培育基层治理内生力,是发挥乡规民约这类基层治理制度效用的关键所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基于长三角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从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探索长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以期对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这一谜题有所助益,对经济发展现实有所启示和借鉴。探讨的方式并不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进行理论分析,而是以长三角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一地区计划经济体制后期以来（1970年代至今）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中,就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观察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讨论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揭示政府参与、控制和影响区域发展的方式,并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发展模式的理论解释框架。     

挑战“红头文件”的塘屿岛走访纪实

一个小岛的民选“农民领袖”——村主任为争回村民赋予的权利苦苦上访两年。“说法”有了,可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说法”终是“说法”,权利仍是悬案。这仅仅是一个村主任的困惑吗? 这仅仅是一个小岛山高皇帝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