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视野下的“黄祸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实际上是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及瓜分中国而推行的一种"合纵联横"式的外交策略.列强鼓吹这一谬论的目的,或想缓解彼此关系,或想挑拨敌对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敌对国国际环境.为此,列强在"妖魔化"中国为"黄祸"的同时,甚至也相互攻击对方为"黄祸".     

三国同盟与太平洋战争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建立了三国军事同盟.三国同盟的建立,对日本来说,是其加速解决南方问题的外交准备.它的根本目的是利用德国的力量牵制美国,阻止美国干涉日本南进,企图首先利用外交手段达到侵占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目的.用这一外交手段不能达其目的时,则采用武力手段.这是日本与德意结盟的主观目的.但其效果则不以德意日的意志为转移.三国同盟建立后,美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运用

乔治·坎宁在1822--1827年任外交大臣期间,打着"反干涉"的旗号,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希腊革命,反对神圣同盟,扭转了英国的外交路线.本文以神圣同盟提出的"干涉"原则为切入点,解释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含义,重点分析"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日本的中亚政策演变及其原因

日本的中亚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经济援助"到"丝绸之路外交",再到"中亚+日本"对话机制以及"建立自由繁荣之弧",日本不断加大对中亚的外交力度,中亚地区已成为日本外交决策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关于日本进入中亚并不断升级其中亚政策的原因存在许多观点,比较流行的有"能源说"、"经济合作说"、"日美基轴说"。与以上说法相比,本文认为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并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才是促使日本进入中亚并不断升级其中亚政策的根本原因。     

"以夷制夷"政策的再次实践——《马关条约》前后清廷为保台湾的外交努力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日本割占台湾的企图昭然若现,从"三国干涉还辽"中看到希望的清政府为保台湾采取的外交努力,依然是遵循"以夷制夷"的思想主旨,寄希望于英、俄、法、德等国对日本的干预.但事实告诉世人,"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的清廷外交政策,并不能够挽回台湾被割占的命运.     

1925年反奉战争与日本干涉政策的演变

受国民革命的影响,1925年下半年接连爆发了浙奉战争、郭松龄反奉战争与国奉战争,掀起了全国反奉反帝运动的高潮。浙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于滦州举兵,意图推翻张作霖的统治,冯玉祥也随之通电讨奉。滦州兵变后,日本政府采取了"暂时静观"之策,大搞外交作秀;军部则采取了"分段干涉"之策,以实力援奉。日本驻华使、领、殖机构力主及时援奉,驻华日军则一开始就竭力阻击郭军。在郭军兵临营口时,日本军政两界干涉政策合流,加藤内阁适机出兵,军部也由"分段干涉"转向了全面干涉。在日本的全面干涉下,郭松龄兵败被杀、曝尸奉天,冯玉祥败归西北、被迫下野,反奉战线彻底崩溃,奉张借日援起死回生,日本藉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华扩张。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近年来日本对缅甸政策析评

近年来,日本创建拓展日湄、日缅合作机制,以缅甸政经变革为契机,恢复、强化对缅政治外交影响力,实施对缅大规模投资与经济合作,推进对缅民间和公共外交,启动战略与军事防务对话合作。除经济拓展和日本"缅甸帮"推动之外,日本近年来对缅政策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遏制与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和缅甸的影响力、以及促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牵制和压制中国维护东海和钓鱼岛主权的正当行动和诉求。展望未来,在中日东亚战略对峙业已形成、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新外交防务政策背景和框架下,日本对缅政策,对中国深具警示意义。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型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主权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经济手段为其国家战略服务,经济外交已成为国家交往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经济外交"概念写入政府正式外交文件中的国家,其经济外交的实践对日本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使日本经济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将经受一场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战略转型的严峻考验。     

战后日本天皇与日本政治

日本天皇在战后主动参与日本政治有两种方式,即"内奏"和"天皇个人外交",几乎都是在一般国民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外。宫内厅是战后天皇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天皇参与政治的频率及对政治影响的程度与执政政治家的天皇制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天皇在日本的内政外交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研究——以“吉田主义”、“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中心

使用诠释研究方法,在综合历史事实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关系。"非对称性"前期使得日本得以安心发展经济,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中后期则促使日本重视自助能力的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力。所以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既可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资源,又可以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隐藏变量。     

中日大学生及父母的赡养意识

本研究旨在分析中日两国两代人之间赡养父母意识的异同。采用赡养父母意识量表,测量了中国大学生及父母(大学生959人、其父母707人)和日本大学生及父母(大学生636人、其父母368人)的父母赡养意识。结果发现:中国大学生和父母在"与父母同住意识"和"赡养父母意识"上显著高于日本;日本大学生更多地选择"自宅死";中国父母、日本大学生和日本父母的手段性赡养意识显著低于情绪性赡养意识,其中日本父母的手段性赡养意识在各组中最低。     

中国的“集体对话”外交——围绕中非合作论坛的探讨

"集体对话"外交是指一国通过其主导的专门机制与多国进行集体互动的外交方式,其以双边和多边外交为基础,是二者的有机整合。在实践中,"集体对话"外交具有突出的外交整合能力,机制化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中国是"集体对话"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中非"集体对话"外交有效提升了中国对非外交的战略水平,其成功实践为中国"集体对话"外交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战后日本构建公共外交体系的路径、成效及困境

近年来,公众舆论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各国政府普遍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为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积极加强公共外交也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战后日本采取的公共外交诸举措,赢得了海外民众对其的认可和好感,成为有效凝聚新的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并对塑造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介入马六甲海峡安全事务的主要特点

马六甲海峡对日本而言极具战略价值,是日本"海上生命线"的重要关键点。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日本经济发展甚至是日本生存的根基。然而,马六甲海峡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因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日本为确保其在马六甲海峡的重大战略利益,长期以来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积极介入马六甲海峡安全事务。日本积极介入马六甲海峡安全事务的特点鲜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双边与多边外交相结合;未雨绸缪,军事准备积极。     

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

日本在国力增长期间开始着手加强国际组织人才派遣的机制与体系构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国力减弱及其导致的国际地位下降,日本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与实施方式,更加重视利用多样化外交手段开展多边外交,并从制度、资金等多方面强化国际组织外交。在通过实施政府开发援助加强国际组织外交的同时,日本采取增加向国际组织派遣青年专业职员(JPO),提供政策、资金支持等方式构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派遣体系。在重视增加派遣人员数量的同时,日本近年非常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层次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日本加大吸引国际组织入驻的力度,在气候变化、环保、脱贫等领域较为有效地提升了其在国际组织的外交能力与议题设置能力。日本采取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有利于提升其外交软实力、加强国际话语权。现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不断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中,中日两国间的竞争与互补关系并存。理解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及其人才培养与派遣机制,不仅可以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参考,也有助于构筑战略性双边及多边关系。     

“小村外交”与日本对“满蒙利权”的攫取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逐步获得了"满蒙利权".在此过程中,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外交战略不容忽视."小村外交"通过对华软硬兼施、施展权术,以及日俄协商等一系列灵活举措,为日本攫取、拓展和维系"满蒙利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由此推动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实质性进展.     

“黄祸论”：一个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

“黄祸论”是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帝国主义政治话语，是西方列强对自身基于强权得到的利益有可能丧失的恐惧的表征。本文梳理了这一政治话语的产生及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意味，考察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陈述“黄祸论”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最后概观了中国舆论和知识人对“黄祸论”的批判，指出“黄祸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博弈的修辞，与中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