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

"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这一领域的新近发展体现在对国际责任编纂工作的推进上,其对现代国际法产生三大影响.主要有促进国际法法律制度的完善、增加对国家主权的合法限制和促使国家对不损害国外环境的义务给与更大的注意.     

国际反恐法律合作模式探析

严格遵守国际法基本准则是各国际法主体间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基础;联合国法律框架下的统一合作行动是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具体实践模式之一;迅速有效的区域性反恐法律合作框架的建立是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具体实践模式之二。     

浅论国际法治

建立国际法治,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发展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治应包括国际法律治理、国际法律至上、国际法律面前平等这三个要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法体系下建立国际法治仍然存在许多现实障碍。     

国际造法:基本原则及其对国际法的意义

国际造法的基本原则属于立法原则的范畴。国际造法的基本原则为:客观性原则、国际民主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和国际法治原则。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国际造法中,只有坚持客观性原则,才能使国际法成为国际社会真正的法律;只有坚持国际民主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的统一,才能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起到法律的真正作用;只有坚持国际法治原则,才能使国际法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法律是如何发现的--国际法的经验

国际法在法律的发现上兼采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方法,具有突出的特点。本文在分析成文法与判例法在法律发现上的特点以及国际法在法律发现上的特点,指出在我国的法律建设过程中,在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上应吸收国际法在这一方面的有益经验。     

关于国际刑法概念及法律特征的思考

国际刑法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是国际刑法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国际刑法的概念应为：国际刑法是在国际社会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活动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间刑事合作关系并为各国所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刑法的法律特征，应以国际刑法的概念为基点，从国际刑法的主体、立法方式、执行手段及效力范围等方面加以分析，可知：国际刑法基本具备国际法的主要特征，是国际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法在刑事领域的具体体现。     

21世纪国际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协调发展的法哲学思考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变化 ,法律的变化与经济一体化协调的基础是一国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对于国家主体而言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应当体现自由和平等 ;而对于私法领域的统一化运动 ,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 ,即作为文化表层的统一 ,以及作为一国文化特色的法律个性发展。     

朝鲜核试验的国际法解读——以朝鲜核试验违法性分析为视角

朝鲜的三次核试验一直以来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从国际法角度,朝鲜的核试验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法,一直以来在国际法学界备受争议。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法判例等国际法渊源进行探讨,很难确定朝鲜核试验的违法性。但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核试验行为在《联合国宪章》第7章项下,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的决议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因此,朝鲜有义务遵守安理会的决议,朝鲜的核试验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国际法的历史解读——评《国际法史论》

在宏观上,《国际法史论》从具体国际法史实分析到理论学说述评层层深入地展现了一幅国际法史的全景图;在微观上,它通过三条线索,尤其是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交叉研究,以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和国际事件为中心,展示了国际法是如何在历史现实中运作并发展演变的.由此也可见国际法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国际法的话语价值

国际法不仅是一套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套话语体系。国际法话语作为人们日常评价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国际法的话语价值,就应该接受国际法话语,在适当场合下重述国际法话语,在条件成熟时创建国际法话语。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应注重通过国际法话语的创新来引导国际法律制度的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法功能和效力的揭示

19世纪,欧洲列强为争权夺霸而粗暴践踏国际法,这导致国际法功能与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制约.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列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有力抨击,揭示了国际法应该具有的功能和效力:强调以国际法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以国际法规制西方列强的国际行为;以国际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国际法创设新的国际秩序.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

现行国际法体系本质上由霸权国主导构建.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停留在"第三世界"层次.美国国际法治思维的堕落,动摇了其霸主地位和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主导权,这对于中国这位国际法体系后来者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之革新,乃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新国际法治思维,明确不旨在称霸世界,也不走霸权国称霸前国际法治思维层次高、称霸后则逐渐堕落的老路,而是旨在将国际法治思维从"第三世界"提升到"领袖型国家"的高度并予以保持;要借鉴罗马法的范例,以法律因素争取国际认同,倡导适应于新时代的、先进而合理的国际法并以诚信的态度遵守、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掌握国际法律体系构建的主导权;要在国际法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身作则、大度公允、兼顾公私,保有担当构建国际法体系责任之使命感与魄力,最终主导构建出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法体系.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

普遍管辖权是近年来在西方流行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 ,是强调通过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对国际关系进行制度安排和规范约束。持这一主张的人们认为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涉及人类行为的行为实施超越国家主权的普遍管辖权 ,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罪行 ,罪犯不能以主权豁免和国界神圣为由逃避惩处。当前 ,普遍司法管辖权的理念不仅对传统国际法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不断地被以各种形式付诸实践 ,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战前后美国法律主义团体对国际秩序的追求

20世纪初，一些美国精英倡导法律国际主义理念，即通过发展国际法和构建一个以国际法院为核心的国际司法机制来维护世界和平。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在前国务卿鲁特、国际法学者斯科特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为法律国际主义的旗舰组织。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该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新成立的强制和平联盟为法律主义的国际秩序思想引入了集体安全与武力制裁因素，而这是卡内基基金会所反对的。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大辩论，一度主导了美国国内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威尔逊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直到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后，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再起并塑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法律主义取向。     

国际私法性质的法理学浅析

国际私法的性质,即国际私法究竟应属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问题,历来的争论和分歧均着眼于对国际私法规范本身的分析和研究,而问题的实质则应在法理学的层面上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文章从"国内法"论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际私法目的的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国际私法的性质应当是由国际私法的对象而不是其规范形式所决定;国际私法的目的是要对国际民商事交往当事人的行为予以制约而不是要去解决法律冲突。作者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国际私法应当是国际法性质的法律部门。     

国际法律责任的发展：国际组织责任法的编纂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趋势日趋明显,使得关于国际组织责任问题得以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目前,国际法委员会起草了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的前16条,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国际组织责任法律制度,但是对于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赔偿损害等问题都未能涉及,因而,需要进一步的充实。     

国际法的代际演进与国际法律差别待遇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上看,国际法与差别待遇一直同步变动。随着国际法发生深刻的代际演进:从共存法转型为合作法,再从共益性合作法发展为公益性合作法,差别待遇也发生相应的演变,即从有利于强势国家嬗变为有利于弱势国家,从而实现了价值回归。而国际环境法律差别待遇的兴起则标志着差别待遇与国际法的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论大国兴衰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为例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大国间的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的发展相生相伴,共同促进国际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纵观美国的大国成长史,其中既有对国际法的有效利用,也有对国际法的扭曲与践踏。新世纪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仍将平衡在权力与国际法之间。这对我们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应当认清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相互依赖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要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     

经济的法律分析

与法律的经济分析不同，经济的法律分析是用法律（学）的原理制度规则去分析经济。这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因为法律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法律对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法律是市场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经济的法律分析其核心内容是用宪法、民（私）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国际法和程序法等的原理制度规则去分析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市场产权、市场交易、宏观调控、市场竞争和经济纠纷等问题。     

国际协议在内地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适用

中国缔结或参加的许多国际协议延伸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内地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法律冲突不能简单地用国际法规则来解决,特别是具有公法性质的国际协议以及国际统一冲突法公约,当然,一些特殊情况除外。因此,在许可特别行政区单独成为当事方的国际协议下,内地与特别行政区之间既是特殊的成员方关系,又是一个主权国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内地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可以利用国际协议解决,但必须受到"一国两制"和国际协议规则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