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数字化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价值、内涵与路径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的必然要求。数字素养不仅包含人们在数字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必备的数字技能,而且包括数字思维、数字价值观等。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主要就是提升大学生正确认知和获取数据信息的能力,通过数据进行交流、沟通、分析、评价的能力,以及保护数字安全、解决数字问题的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等。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必须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全面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着力构建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体系,切实增强大学生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时代新人。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进展、经验与展望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是政协履职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数智化运行的新型协商形态。本文以数字赋能为论域,阐释了数字赋能政协协商的内涵与效应,梳理了数字协商的推进历程,并以浙江省、湖南省数字政协建设为案例样本,从理念、平台、体系三个维度总结数字政协建设经验,揭示其在体制、技术、数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客观地看,当前数字赋能导致了协商的形式主义与“数字悬浮”;加剧了协商主体的分化;扩大了“数字鸿沟”;产生了“数字异化”等算法黑箱问题。因此,要构建数字协商机制,提升数字变革保障力;加强数字技术建设,推进数字有效协商;加强数据治理,发挥数字协商效能。     

梯度嵌入与数字反哺：数字乡村建设中新农人的数字转化逻辑

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建设的讨论往往突出自上而下的数字构建,常常忽视自下而上的数字转化,因而也就难以解释“脱嵌与嵌入共存,赋能与祛能相生”的建设悖论。以数字新农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后半篇文章,理解数字转化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从流量竞争到公益反哺,数字嵌入乡村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梯度特征。数字在文化编码与行动反哺的推动下,逐步从“作为流量的数字”向“作为文化的数字”“作为发展的数字”“作为公益的数字”转化。数字的不断转化,使作为政策的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向下扎根,从而实现数字对乡村的反哺。     

数字拜物教下劳动异化的生成与扬弃

数字拜物教是资本簇拥下的全新拜物形式,它不仅是人们对数据的主观崇拜,更是一种数字资本逻辑下的隐形社会控制形态。数字拜物教实现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由内而外的剥削和奴化,且集中体现在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上。数字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表现,其内在生成于资本逻辑的运作、数字平台的搭建以及数字社会的全方位监控。数字劳动异化不仅加剧了数字资本的压榨程度,还造成了数字社会的畸形发展。文章从数字技术价值取向、数字平台发展模式和主体劳动意识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实现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以期为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及发展趋势

数字文化产业是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不断创新发展形成的文化产业新业态。数字文化产业是指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内容,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为发展方向所进行的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的新兴产业,体现出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出现诸多新业态,如数字媒体产业、数字电竞产业、动漫及衍生品产业、数字营销产业、网络文学产业、虚拟现实产业、数字教育产业等。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一方面促使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即传统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融合的过程,凭借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文化产品生产数量的增加和生产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促使了数字产业文化化,即数字产业巨头所推进的文化产业过程,这些互联网巨头纷纷投资数字文化产业。未来,数字文化产业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下一个风口;BAT互联网巨头纷纷投资数字文化产业;短视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眼球经济"让位于"耳朵经济";用户下沉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动向;数字营销产业正成为热点行业;数字文旅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消费需求旺盛等。     

超越“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

数字技术已经全面嵌入了行政体制,数字治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数字形式主义却因其反映出数字治理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成为数字治理被广泛诟病的症结。数字法治治理应直面数字形式主义所揭示的关键问题：数字权力真空、数字政府独特的技术语境、数字公平问题等。对于数字形式主义的研究应当超越对于官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评,重新定位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而通过完善“治理需求定位—技术引进—治理需求重定位—技术完善”的搭建式进路充分释放依法行政下的数字治理效能。     

数字贸易的研究现状及趋势研判

为研究数字贸易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及其研究的前沿热点,以中国知网数据库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成果为样本,结合百度指数搜索“数字贸易”为关键词,使用CiteSpace V、SPSS 21.0、Excel 2010等软件,对数字贸易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学术研究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其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当前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研究内涵的界定与扩展、数字贸易发展新态势、国外数字贸易发展规则、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相关问题等方面; 随着数字贸易在互联网和传统领域的应用普及,数字贸易规则建构与治理、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关系、国内外数字贸易对比、数字贸易关联要素等方面会成为数字贸易研究的新趋势。     

美国、日本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漫画出版已经成为漫画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美国和日本在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发展中,已经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基于美国和日本的发展经验,我国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应该重视打造数字出版平台,扶持原创数字漫画作品;培育中小型数字漫画出版企业,扶持大型数字漫画出版集团;实施数字出版战略,打造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发展模式等.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度

为测算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本文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技术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部门.针对数字经济生产部门,本文提出了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分离出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并采用生产法核算其增加值的方法;针对数字技术应用部门,本文将数字技术视为资本投入要素,开发了计算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的"两步法".使用该方法测算得到浙江数字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15735.3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3430.4亿元,其中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由2015年的12362.4亿元上升至2018年17882.7亿元,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增加值由3372.0亿元上升至5547.7亿元.本文提出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可为其他地区测算提供理论基础,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时代劳动的新形态：近年来关于数字劳动的综述与展望

文章通过对数字劳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争的关系梳理,阐释数字劳动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理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梳理并探讨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数字资本剥削逻辑下剩余价值的形成及数字劳动对数字大众、数字零工等群体剥削的影响等,肯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数字劳动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明确数字劳动的深层本质。研究发现,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还存在概念与范围界定模糊不清、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研究存在争议、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阐述较少、研究视角创新不足等问题。发展数字劳动理论,学界需进一步夯实数字劳动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视域融合,探索摆脱数字资本剥削与控制的现实路径。     

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及其与我国的比较

本文详细梳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的最新动态,包括美国数字经济核算的概念界定、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和数据结果等。首先,本文梳理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变化,同时将我国数字经济分类、美国数字经济分类同时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在行业小类层面一一对应,详细对比美国与中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得到美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与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基本一致的结论。其次,总结美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从产品角度进行数字经济定义,在供给使用表基础上将产品对应至行业,在行业基础上进行数字经济产出和增加值等测算,同时对比研究我国和美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统计核算工作提供借鉴。     

试论真实数字和模糊数字翻译

数字分为真实数字和模糊数字.本文阐述了真实数字在中英翻译中的特点,在真实数字的翻译过程中,应当作出相应的位数扩展,而模糊语言理论为数字模糊语义翻译开辟了新的途径.数字在民间语言和文学作品中具有模糊语义,重在表义、言情、显势.中文诗歌中有很多模糊数字,这些数字对诗歌的意境刻画起了重要作用,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本文探讨了模糊数字,特别是在诗歌中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数字红利视角下老年数字失能表现、成因及治理新路径

伴随着数字化和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口的数字失能问题日益显现。老年数字失能是指老年人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社会变迁中存在突出的数字接入困难、数字使用障碍并最终导致其数字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型数字红利获取难、社会型数字红利共享难、文化型数字红利利用难、健康型数字红利受益难,并源于“经济沟”“技术沟”“心理沟”“社会沟”共同作用。为解决老年数字失能问题,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第四次修正,在数字治理过程中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构建分类治理新机制,完善中国老年数字失能治理顶层设计。同时,注重培育适老化数字产品市场,完善老年数字产品行业的国内国际新标准,通过三级管理五方合作联动格局打造中国数字养老服务新模式,从而建立起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数字包容社会。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数字正义的时代挑战与司法保障

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是司法系统的时代命题。数字正义的内涵在变革中日趋丰富,体现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技术变革是数字时代数字正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基础,也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机制。然而,数字技术具有效率导向的内生特点,易与实现数字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字正义的实现要求在享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又不减损司法精神价值。数字正义实现的基本思路,是在有效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在司法过程的每个环节、司法体系建设的每项制度中落实,以实现司法能力的提高;数字正义的实现还需认知协同、资源协同与制度协同;数字正义实现有赖于司法保障制度,应以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司法公开、多元主体共治构建司法模式,以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提高司法能动作用作为司法供给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