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论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 ,顾颉刚继承和发扬郑樵、姚际恒的学术传统 ,对《诗经》进行辨伪 ,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 ,而是五四时代精神使然。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传统《诗经》学进行猛烈批判 ,始终体现了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二、树立了建设新的《诗经》学的学术目标 ;三、自由探讨 ,平等交流 ,进行正面学术交锋。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自１９２３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引发古史大讨论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先生的评价就颇具有代表性。本文以钱穆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为其线索，拟对他们古史理论的异同作一些探讨和分析。     

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     

特约评论人语

今年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此书的出版使以顾颉刚为主角、以“疑古”为标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运动达到了自身的顶点。用“如日中天”来描述1926年间的“古史辨”派的声势并不逾分,不过,还是时人钱穆的感受来得更为真切和准确:“《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古史辨》派

<正> 古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顺应“五四”以来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在继承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上古史研究中的史料、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推倒了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之类的偶象崇拜,极大地动摇了儒家圣经贤传的统治地位,为我国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崔述学术考论》简介

《崔述学术考论》于2010年10月出版，出版者为AiritiPressInc，作者为邵东方。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随着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重，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简介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张京华著）于2009年10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的第十一种,全书共计55万字。该书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逐节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此书经清华大学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光审读推荐并作序。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20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辩派通过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主流学术的科学范式，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新派别。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与胡迄在占位竞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各自对于“科学”的不同阐释，呈现出古史辩派对于中学与西学的不同选择及其复杂的思想面貌。     

禹名小考

上个世纪 2 0年代 ,“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 ,提出禹本是一只虫 ,他依据的是《说文》 :“禹 ,虫也 ,从 ,象形。”这在当时的学界确实振聋发聩。此论一出 ,当即就有学者撰文反驳 (参《古史辨》第一册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水》中对此也曾加以嘲讽。现在看来 ,顾先生仅据字形立论 ,确实难以服人 ,何况禹的时代 ,文字尚未产生 ,后人在口碑其史迹时 ,自然是有音无字 ,直到文字产生后 ,人们才据音立字。所以上古人 (神 )名 ,多有异写 ,如黄帝又作皇帝 ,皋陶又作咎繇等 ,其例甚多。因此 ,仅据字形而论上古…     

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释——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

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有待建立的新学科：今史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创立了一个“古史辨”学派．对于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成说采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态度，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不过，本文不是评论“古史辨”的是非得失，而是借用其名称．提出建立一门新学科“今史辨”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