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分析——基于莘县调查问卷的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破除“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对立”矛盾,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莘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面临政府一元主导、融资渠道单一等诸多障碍因素,应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逻辑起点、问题和应对策略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发生条件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既区别于传统农村社区,又有别于城镇社区,它是在当下中国数亿农民站在城镇化的入口处,整个国家由乡村中国转型为城镇中国的大背景下,城乡统筹、城乡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下的新事物。在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环节中还存在一些缺憾,需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实证研究

河南省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需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推进速度过快,发展埋下隐患;社区农民主体缺位,满意度和参与度低;缺乏有效融资渠道,建设用地指标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应关注社区持续发展,避免失衡秩序产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增强农民参与意识;建立良性融资渠道,破解土地制约瓶颈;健全社区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的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和谐社区建设是顺利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贯穿于城镇化建设的全过程,是农民群众适应城镇化过程的需要。和谐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社区在方便农民群众生活的同时,也使农民群众的矛盾集中了起来;农民群众自由散漫的乡村生活方式,与社区的现代规则不能较好兼容;社区服务,与民众的期望相差太远。和谐社区建设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有: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相结合;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相结合;加强服务意识和提高服务能力相结合。     

破解农村社区社会风险路径研究——以成都市调查研究为例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城乡统筹意味着城与乡之间缩小差距,变二元化结构为一体化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四化互动"的概念,强调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新型农村社区伴随我国城镇化战略而迅速发展,是城市乡村统筹发展中期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形式。文章通过对成都市新型农村社区属性和发展现状的调查,发现其规划建设、社区构成、产业资源、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分析了形成社会风险的原因和三种影响因素,提出了化解风险进一步放大、扩散的演化路径,并针对溯源和容错两种防范风险形成给出了减少风险损失的对策及建议,对都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求逐步摆脱法律、制度和意识上的瓶颈制约,坚持农民自愿、政府引导的原则,不断创新建设方式,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促进居住区的和谐发展.     

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密云希望小镇: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新模式

世界城市下的北京农村地区,按其最终的演变趋势,将通过城镇化与北京城市整体功能融为一体.因此,北京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建设具有生产、居住、服务和生态等功能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社区,并不断发挥其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效应和文化共同体凝聚力.密云县穆家峪镇“以党组织引领为先导,产业融合发展为基础,企业帮扶为依托,新居建设为支撑,以农民为主体”,规划建设华润希望小镇,既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探索,也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新模式.     

过渡与协同：城镇化发展中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

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由于城镇化强制乡村分散居住模式改造为集聚;强制封闭社会空间产生结构性分化;强制农民身份的公民化转变;使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有着复杂的背景。在被动的局面下,城镇化发展出现过渡失序,造成了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治理格局的不稳定,治理主体定位模糊以及治理路径依赖的失灵。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是城乡结合部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主体性动力的不足与文化渗透性动力的缺失,意味着新型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是,通过社区主体性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和协同治理理念的生成。     

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初步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突破口,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目前一些新型农村社区在建设过程中过分关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住使用功能,对其文化建设功能有所忽视,从而制约新型农村社区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更好地发挥新型农村社区重要功能。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中国城镇化与就业演进的协调性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日益面临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多层次就业压力,这无疑给城镇化与城乡就业的协调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实证研究发现:1971-2012年虽然中国城镇化与就业的协调性比较高,但城镇化与就业的协调性指数波动幅度比较大,同时就业增长滞后于城镇化进程,这已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大难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户籍政策的束缚。为了有效促进城镇化与就业的协调性,必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平等化,缩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施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技能。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衡量与协调对策研究

根据2001-2011年陕西省的统计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而且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通过对导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非农收入、城镇化水平、城乡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等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陕西应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对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论我国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包括两层内涵：农村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农村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实践表明两个层次的城市化都很重要。为了避免城乡文明的不对称发展以及在高速城市化条件下造成的城市问题,政府的行政干预发挥了重大作用,其间城市外围空间的多种发展格局为我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参考。由此看来,城市化应该保障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我国目前城市化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可以避免,但相同问题仍在发生值得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山西省农民素质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是农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力量。当前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能否科学发展。因此,应认真分析当前农民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不断提高农民素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问题研究——以天津市宅基地换房模式为例

土地与资金是制约小城镇建设的两大瓶颈。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成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天津宅基地换房模式因为基于村民自愿、土地承包权不变、土地财产功能释放等,从而创新性地实现了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资金的双平衡。然而该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所有权与使用权模糊、利益分配不均衡、农民生存与发展相矛盾等方面的问题。若推广该模式,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民权益的保障,重视新城镇产业的发展,也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并从多角度考察推行的可行性。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属于政府单一中心模式,它受制于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二元分层制度,排斥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使得失地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且农民土地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是其所有权主体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宪法修正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亟待进行多中心变革。政府权力、社会权力和市场权力多中心治理的路径,可以实现政府主导、司法救济、社会参与和市场契约的和谐的征收与补偿秩序,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之道。     

日本农村振兴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新农村建设对于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农村振兴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发展农业产业化、重视农民的教育、重视立法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完善养老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