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城市农民”现象剖析

三峡库区移民加速了库区城镇化速度,但由于移民的特殊性使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之,库区产业化发展不足,非农就业岗位缺少,社会重视不够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在库区城镇产生了新的社会现象—“城市农民”。“城市农民”现象的出现是需要我们思索和解决的。     

失地农民的"半市民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失地农民情况调查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的失地农民为调研对象,尝试用"半市民化"来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半市民化"是由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作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新居民,失地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半市民化",但在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尚未与社会整合、变迁并完全"嵌入"。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对自贡城郊“农转非”居民的实证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转非”居民数量激增。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群体，“农转非”居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证调查发现，由于城乡间体制、制度和政策缺陷、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民自身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使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市民化道路严重受阻。对此，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严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积极稳妥的处理好城市化与“农转非”居民市民化的关系．使之可持续地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加快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城中村”失地农民为对象,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补偿安置、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以及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

村民市民化,即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是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实践中,近郊村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极为特殊、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身份转换、权利同化、城镇认同。现阶段近郊村民的市民化呈现出不同程度、多样形式的边缘化状态。不仅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且在农民体系和市民体系中均不居核心地位,处于边际位置。当前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中的村民边缘化现象具有特殊性,主要是随着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户籍改革、撤村建居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展开而逐渐地市民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推动的"被市民化"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局限,导致了近郊村民的边缘化。     

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农民市民化的多元动力及其制度基础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多元动力的推动和现存制度的障碍使得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繁重而复杂。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为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     

秦皇岛市“城中村”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拆迁问题是我国多数大中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导致“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该文以秦皇岛市为例,分析了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对“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泛化、补偿标准不明确,被拆迁主体缺乏诉权保障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最低补偿标准,确定“城中村”居民的合同主体资格赋予其诉讼权利等意见。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城镇化",农民未及时转变为市民的"伪城镇化",产业与城镇不结合的"被城镇化",缺乏绿色先行的"不可持续城镇化"。当前应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现有土地制度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挑战与路径

目前在我国农民的四大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小,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让农民通过土地财产权利获得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民的总体收入是当务之急。我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包括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在农民利用各种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时会面临一些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出现分化,分化为城中村、城市郊区村、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与委托代理问题;土地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但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要探索出一种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民转为市民的合理的土地制度。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发展现代农业、城镇化结合起来。     

城镇化发展的"市县模式":湖北省个案

湖北省荆门市农民进城买房定居的案例说明,以地市级城市和县级城关镇为关键环节的农民自发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市县模式”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可选之路。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县模式”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需要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保障进城买房定居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为进城买房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和补给线。     

乡村城市化: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容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选择;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乡村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是以牺牲农民和城乡分离为代价的。中国乡村现代化,应该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中寻求可资借鉴的精华,同时要抛弃其发展过程中的糟粕。     

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及其主体参与机制建构：苏浙沪调查

城镇化建设不是政府的独角戏。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农民，其主体意愿应该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从调研数据看，现阶段农民对城镇化建设的认知表面上处于两栖状态，但实际上对城镇化建设的理想状态还是比较清晰的。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城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考虑，还是对现实中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客观诉求的真切关照，建构农民主体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论住房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拉效应

住房保障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刚性需求,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成本,住房保障阙与否会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推拉效应。当前,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主要有福利型住所、私租型住所、自购型住房、自建型住房、保障性住房五种形式,但是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阙如。结合我国国情,未来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通过"三位一体"模式加强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路径障碍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农民因城市自然空间的扩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农民完成市民化进程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任务之一。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分析失地农民市民化存在路径障碍的原因,可以看出准市民阶段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阶段,因此,要着重研究失地农民市民化路径的障碍以及对策,以确保农民顺利完成市民化的过程。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入点

城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切入点,加快城镇化步伐。但是,当前,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促进新农村建设,我们应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