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建设的信仰主义路径

道德、道德建设与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历史是内在相关的,“公民”道德建设也是不能离开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共文化为基本制度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仍将是公民道德教育和实践的理论悖论和实践难题。而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背景是制度伦理环境及制度德性的主体内在精神因素(信仰)的“双重缺失”;这一时代难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双重建设”——理性制度的和精神信仰的。而该文主要谈信仰主义的路径。     

作为道德实践的公民教育——古希腊公民教育的德性维度及其当代启示

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以公民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需要的品德为基本内容,指向人类总体生活的终极追求——幸福生活,体现出强烈的生存论关怀。它既是培育公民品德的政治实践活动,也是表达人的生存本性、体现对人类总体生活至善追求的道德实践。古希腊公民教育能够对当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人们的政治与公共生活应充满伦理情怀,需要进行道德辩护,警惕"去道德化"的政治与公共生活;其次,公民品德表达人的公共化存在方式,通达人的幸福生活,公民品德培育应当体现对人的生存关怀;再次,公民品德培育应注重德性的实践性,发挥个体习惯的道德力量;最后,公民品德培育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应注重发挥社会各方主体的协同作用。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与目标

公民教育乃是当代教育的基本主题。为了澄清今日学校公民教育的内涵与目标,我们必须追本溯源。古希腊公民的德性完整地显现在自我灵魂的养成和城邦正义的实现过程中;中世纪的基督教对人的灵魂的救赎,就是为了把人从积极的政治生活中撤离出来;现代社会对个体自由的过分强调,使公共生活逐渐衰落,个体的权利诉求与社会法定的义务责任逐渐融入公民的品性之中。当前,学校公民教育应回到原点,重新培植公民教育的理念,以公共生活开启个体的公民教育,对个体实施在公共事务中践行自我德性的公民教育,使个体在学校生活中养成公民意识,把个体造就成明日公民;培养个体的公民实践品格,使个体在公共空间彰显公民的实践品格,积极地生活。     

“善治”视域下我国公共精神的问题与调适

作为一种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模式,善治的实现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协同支撑。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善治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公共精神作为内在支撑。但就目前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状况来看,仍存在公共参与知识缺乏、公共参与意识淡薄、公共参与能力低下、公共品性亟待提升等问题。我国公共精神的生成与调适应兼顾公民个体的道德自律性与权利主体性,从构建权利义务向度的公共理性、道德伦理向度的公共德性、实践主体向度的公共能力、整体和谐向度的公私关系等方面着手,为善治社会的实现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社会怨恨及其纾解——基于道德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怨恨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舆论的"怨恨式批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式"仇恨渲染"和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怨恨发泄"等。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原因主要是利益情境的畸变导致道德认知梗阻,人际交往焦虑、冷漠与对抗导致道德情感阻滞,"生存"与"实现"的双重压力导致道德需要压抑,价值系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道德图式霉变。纾解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优化途径,既要凸显制度公平正义与培育主体正义美德以强化价值认同,又要塑造现代公民与构建政治文化共识以提升政治认同,还要实现利益格局合理化与利益满足更大化以增强利益认同。     

当代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刍议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个体或社群在现代公共生活形态中所具有的超越自身狭隘眼界和直接功利目的,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关怀公共事务、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态度。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加强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重建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提高公民素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需要。青年大学生作为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人群,却普遍存在公民知识不足、公民技能缺乏、公民品性有待修炼等问题。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应着力促进自觉反思,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激发问题意识,厘清学生的公共价值观念;加强多元整合,促进学生的公共精神建构;拓宽公共空间,加强学生的民主实践锻炼。     

道德审美取向的生活实践转向及其启示——以“最美现象”为例

"最美现象"美在朴实无华的道德关切、美在真挚无悔的无私奉献、美在勇于担当的崇高品格。当今社会出现的"最美"现象,折射出国人道德审美取向的生活实践转向。这种转向所表征的道德文化现象其实是人向自身回归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常态化道德生活的反映。这种转向的内在机理在于人的理性本质与社会本质与当前社会道德实践的契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应坚持立足现实与科学引导相统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积极倡导与典型示范相结合以及制度保障等原则。     

试论中国社会组织的兴起及其伦理意蕴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伦理意蕴:能够为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提供广阔的领域和途径,是培育公民良好品德的社会根基;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力量的不足,是捍卫并推动经济伦理的一股重要力量;能够强化道德的社会监督,是提升公共行政伦理精神的实践载体;对改良中国公共伦理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资源;能够培育和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激发公众的环境伦理情感,是凝聚公众力量、促进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渠道。     

实现“公意”之路——论卢梭自然教育的政治哲学意涵

实现一个由"公意"统治的社会是卢梭的政治理想,但实现这一理想的难题在于如何消解个体意志与"公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卢梭希望以自然教育的方式培养公民的优良品格,使人们对"公意"的认同和服从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义务,最终实现个体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平衡。就此而言,卢梭更像一位古典政治哲学家,他对政治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操作上的"有效性",而是从更深层次上思考一种政治制度建立的人性基础,并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培养新人、塑造新人来改变现实的政治。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孔子道德哲学的内在理路——从对"忠"和"恕"的剖析入手

"忠"和"恕"是两种直接相关但又互不相同的心理过程,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它们也代表着两类密切关联但又彼此区别的道德原则。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剖析,我们可以揭示出孔子道德哲学的内在理路。这就是:"人之道"(即仁与义)的实现从根本上讲是人自然本性的实践化;人的自然本性对于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情感而言,就是人的心理或情感居于一种最内在、最本然的状态(即忠);只有当我们回归并持守这种最内在、最本然的心理情感状态时,才会在生活实践中自然流露出对事物的公正之心和同情之心(即恕)等确定性的道德情感;我们既可以依公正之心确立自己对待事物的基本准则,也可以把同情心运用于实践,从而通过"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实现道德关怀对象的普遍化;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在"忠"和"恕"这两种德性情感之上得以建立和遵循的。     

漫谈中国市场社会的启蒙意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其良知

中国向着"市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与这个道德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社会内含着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配套的现代机制,是市民社会的高度发展,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共领域",足以抵抗权力意志从各个方面对民间权利的侵犯.这种新兴的市场社会理念表现在政治观念上就是要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权力监督.     

浅析公民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有效的公民参与,消解公民参与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是巩固政治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困境,从而提出扩大公民参与的路径：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现代学校制度解析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概念需要明确。作为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现代学校制度应具有教育人本化、校长职业化、产权明晰化、管理科学化等特征,从学校法人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方面构建,形成一种能够在市场机制、公共权力和公民社会之间获得更好的内在均衡的学校治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