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文字与音节、语素对应,形音义一体,结构立体化。汉字适应并参与了汉语的演变:不断调整字音和字形以适应意义的扩展,形成单音的核心词和开放的多音词的巧妙配合,字义虚化生成语法模式。在汉语发展历史上,汉字为贯通古今南北、保持汉语的统一,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汉语和汉字缔造的"单音节""非形态"的特征值得深入地研究。     

司空见惯须留神──谈现代汉语字形、字音的新规定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发出的《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和随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分别对汉字的字形、字音做了新的规定。这些有关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具有相应的强制性和法律的作用。但在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过程中，甚至在一些有权威性的汉语字词工具书里，往往也多有不规范的地方。纠正歧误使之趋于规范，这是我们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净化祖国语言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菽园杂记》中的语言学史料评述

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中很多地方涉及语言文字,或考证字词来源,或叙述词义变化,或考辨字音,是我们研究明中叶语言的很宝贵的资料。     

内地高校西藏生汉字应用能力培养研究——以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为例

调查显示,内地高校西藏生汉字应用能力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及其运用中,这些问题主要与汉语教学、学生个体差异、环境因素和文化障碍有关。通过调查分析,本研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内地高校西藏生汉字应用能力的培养策略:培养汉语价值观和情感;合理开设汉语类课程,选编、规范教材,丰富教学方法;加强汉藏文化适切性研究,努力弱化汉藏文化障碍;建立汉字应用能力训练体系。     

汉语语言认知的嬗变

汉语语言认知理论体系正在发生大的变革,其真正动因是"字本位"理论的提出。"字本位"的立论源于对汉语本体的研究,解决汉语言的生成问题,促使语言认知理论本土化。汉字具有意象表义的语言特点,字形与字音在表义功能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形声字并非表音文字,其字体结构依然遵循表义原则。字形表义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对汉语语言的构成影响较大,推动汉字完成了由记事转为记录语言的历史跨越。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古文字研究

人工智能与古文字学交叉研究十分重要,开展这项研究既需要人工收集和标注大量数据,同时也需结合恰当的技术。在数据处理方面,数据集建设过程中尽量丰富了单字数量以及字图总量。数据中的字图包括拓本和摹本,其中拓本多带有斑点噪声,降低噪声有助于提高文字识别的准确率。数据中古文字隶定体的显示也是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文字自动识别方面,利用了深度学习算法开展智能识别,从实验结果看,准确率达到八成以上,这是在大规模识别任务下达到的效果,证明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古文字形体是可行的。分析错误数据可以发现,数据量与形近字是影响识别准确率的关键因素。除了识别以外,知识图谱技术也很重要,建设古文字知识图谱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古文字知识体系的多角度展示;另一方面也可计算字形中偏旁及构形的相似度,智能寻找出字形之间的联系。     

包头汉语方言本字考

一、本文所考的字,是包头市(包括所属旗、县)汉语方言中一些常用的单音节词或词素。凡呼、包两地共有而《呼和浩特市汉语方言本字考》中有的,本文不再收入。二、文中以“～”代替字头。三、文中未加考证的方言字,仍沿用通用字形;有音无字者,借用同音字并在该字下加“﹏”号标明;实在找不到同音字的,用“□”号代替;需注释的地方,用括号加     

潮汕方言口语词保留古音摭拾

潮汕方言中有不少所谓有音无字的口语词,其中一些往往是常用词。这些词多有本字,但其常用字音与口语词读音相去甚远,一般人很难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读音联系在一起。本文考释了27个口语中常用的"有音无字"音节的本字。这些音节通常保留了古代不同历史层次的读音,是研究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     

立体阅读浅识

立体阅读是指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理解书面材料的阅读方法。这种阅读方法具有创造性阅读的特质,其研究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人们日常的阅读可分为点、线、面、体四种不同的层次。当我们阅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时,如果“着眼点”只在于一个个或某些个字词的形、音、义,而不在于句、段、篇或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叫做“点式阅读”;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按材料的某一方面的知识序列和逻辑顺序,沿着单一的思路去追踪理解,叫做“线性阅读”;如果还能旁及同一层面上的相关     

汉语字词历时"感染——替换"例说

汉语字词历时"感染--替换"是指在语言文字长期使用和发展过程中,一些词(字)的音、义等要素由于相同相近或相关而发生了相互感染,使感染后的字词的读音、意义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同现象,在以后的使用中,人们重新约定,从历时的角度看,就是被其他词(字)所替代.这种替代不同于"假借"、"引申"、"孳乳"、"变异"等变化模式,我们把这种语言文字演变方式叫做"感染--替换".     

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及其成因

汉字的基本单位——单字记录汉语的方式主要有据义构形的意符表词方式、依声托事的借音符表词方式、音义兼顾的意音符表词方式。这三种表词方式经过历时积淀和层累共存,形成了汉字记录汉语方式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展示了先民追求充分有效记录汉语的艰难求索过程,也蕴藏着先民难以割舍的以形表意情结。     

音形码──一种简单易学，重码率较低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

本文在拼音码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同时利用汉字的字音和字形属性进行编码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音形码。它由拼音、声调、首笔码三部分构成，编码规则非常简单，重码率比拼音码低８倍，因而大大提高了输入速度。     

语感是言语形式感

语感的对象是言语形式．所谓“言语形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语音的层次,一是心理的层次,一是个性的层次,它们共同作用于语感过程,生成声音表象和语意表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式即内容”,语感直接感知言语形式的过程,也就是直接完成思维中称之为“理解”的过程,其心理学成就即语意表象．     

论“手”在汉、日、英语言系统中意义投射的共性

意义投射作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一种方式,是隐喻过程的一种抽象载体,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都得以体现。人类自身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感知是人类认识更复杂、更抽象事物的基础。在汉语、日语、英语三种不同类型语言中,“手”词族语义投射的普遍过程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提供了证明。然而,基于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框架的人类语言是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的有机结合,因此,相似的认知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差异。     

对提高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思考

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掌握语言知识,打好语言基础,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阅读能力是大部分学生今后工作所需要的主要语言技能。那么如何迅速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就成为各位教师的迫切任务。经过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只有巩固语言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引导学生猜测词义)和掌握阅读技巧(快速阅读的技巧、预测技巧、语篇分析技巧等),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魂的再塑:乔臻有声语言艺术审美文化现象透视

汉语配音译制片在20世纪末的中国曾掀起过一股热浪,尤其是以乔臻为代表的为外语片(《魂断蓝桥》、《亡命天涯》、《叶塞尼亚》等)作的汉语配音,通过汉语有声语言艺术的创作,使外国电影人物获得灵魂的再塑,最终使这些国外影片成为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经典电影。乔臻以独特的有声语言艺术魅力为外国电影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品位,使汉语有声语言与电影艺术形象完美结合,达到圆融无碍、浑然为一、整体和谐的至美之境。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乔臻配音艺术语言的创作过程,探讨老一辈艺术家如何在有声语言创造过程中把审美认知和独特的精气神融入电影艺术并实现对外国影片的审美超越,从而获得有声语言魅力的艺术实践。     

20世纪末音节研究的特点分析

大多数音系学家认为音节是由音段组成的韵律单位,构成更大的音系结构单位,如音步、音系词和语调短语。追溯音位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音节研究在音系理论中占据比较特殊的地位。一些语言学家曾对音节作为结构单位的存在产生过疑问,但在Chomsky和M.Halle的SPE出版后,音节的概念,随着新的音系学理论——自主音段音系学的诞生被广为研究和论述。对音节的内部结构及其音节在音位分析中的作用的研究形成了多种有关音节的理论。对20世纪末的代表人物如D.Kahn,G.N.Clements＆S.J.Keyser,E.O.Selkirk和J.Ito的音节理论进行探讨,能够揭示语言学家对语音系统本质的认识和分析特点。     

思维的民族性在汉语外来词中的体现

思维具有民族性,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的民族性不可避免会反映到语言中.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交融直至借用过程,都要依据引进他语词的民族思维特性进行转换,反映到语言上就是对借入的外来词按照本民族的思维习惯、语言特点进行适当改造.汉语是一种表意语言,因而外来词在引进和使用的过程中经过汉民族思维的梳理,使之具有汉语的特点,才能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生根发芽.     

从“自理”到“宪律”:对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的考察——以《刑案汇览》中的坟山争讼为中心

清代《刑案汇览》中的“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了嘉、道年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的坟山争讼,从它的发展过程与官府的审理办法,可以观察到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其一,“官法”与“民俗”之间的距离。中国古代的“民法”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至于清代,各种民事规范已经相当丰富。虽然它们在司法审判中都有可能成为依据,但是其性质和作用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法律发展变化的路径。无论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还是面对民间复杂情况时所显示的局限性来看,清代国家法在民事规范方面的发展都受着相当大的限制,这决定了它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上只能给出“权威”的而不是恰当的规定,而所谓“权威”是建立在官对民的统治基础之上的。其三,“词讼”与“案件”之间的转换。“词讼”与“案件”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更不是现代“民”、“刑”两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并列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贯穿着以刑统罪的传统和“不应为”的原则,并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