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城市人口发展轨迹

一、都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 人口是城市的决定性构成因素之一,人口的消长反映出都市化过程的缓急。城市人口包括城居有户人口和无户人口、流动人口,但评估一个城市的规模还是以城区有户人口为根据。我们研究近代武汉城市发展,首先着眼于弄清城区有户人口。     

当前农村婚姻流动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婚姻流动是指社会人口因通婚而在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中移动的现象。婚姻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形式之一,在我国农村,婚姻流动还是一种主要的人口流动方式,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移民等其它人口流动方式。农民以通婚为途径迁居他乡形成了农村中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客观上对农村各地社区间的成年人口性比例起着自发的调节作用;主观上则反     

人口流动问题刍议

<正> 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大潮中,人口流动以始料不及的速度迅猛发展,使一向平静的社会经济生活掀起轩然大波。究竟怎样认识和对待这支人口流动大军,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思考。本文拟就人口流动的内涵、分类、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略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一、人口流动的内涵研究人口流动问题,首先必须对其内涵进行严格界定。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掌握人口流动的流向和流量,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促进人口流动的健康发展。究竟什么是人口流动,目前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人们尚未获得一个统一的认识。有人认为,人     

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

秦汉以来,人口南迁的事史不绝书。到两宋,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南迁势头。北宋神宗以前,南迁人口的数字已相当可观。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载,广州的户数,太宗太平兴国年(辖从县)主户为16,059户(客户未有数),神宗元丰年(辖七县)主户为64,796户,客户为78,465户,100年间光主户一项就增加48,737户,增长300％强。这些增加数固然含有原居户的净增,但从事理分析,无疑应以外地迁入的为主。人口南迁的路线,自唐张九龄开凿新通道以后,大庾岭·浈水线已逐渐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武水线而成为入粤的主要通衡。仁宗时曲江县人余靖《望京楼记》云,“今     

精准抽样是量化分析推论的基础

随着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深刻变迁,大量农村、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造成高比例的“人户分离”现象.而城市居民也因为城区改造和扩张,造成城市内部大量的“人户分离”.这使得传统的依赖户籍信息进行抽样的社会科学调查,在样本的抽取方面产生极大的困难与系统偏差.因此,如何以精准抽样为基础,从而避免造成导致“社会整体误解”的调查结果,已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量化研究中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本文旨在一方面对那些缺乏精准抽样的研究进行评论,另一方面也向读者介绍依托GIS/GPS最新技术发展而来的“GIS/GP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大规模人口流动条件下精准抽样的解决方案,以供学界参考备用.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中国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实证分析

以1985—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两者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两者从短期到长期的关系发展轨迹为:人口流动先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后农村产业结构显著地成为人口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关于宋代人口政策的若干问题

宋代是我国传统社会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促使两宋社会人口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宋政府推行的以增殖人口为基本取向的人口政策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以婚育政策、救助政策、移民政策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等为主要内容,宋代人口政策特点鲜明,表现在加强对流移人口的安抚与控制,分别置籍管理乡村户与坊郭户,融乡村民户管理与地方治安管理为一体,人口增殖政策与民间节育行为的对抗等方面.若从人口史的纵向角度加以考察,宋代人口政策的形成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历史关头,既有此前汉唐王朝的若干遗留,亦能因时而变,又为其后明清时期人口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积极因子.     

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的双重影响及对策研究

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现象,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又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菏泽市为例,就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双重影响展开研究.促进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用人机制、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探索建立人才回流机制;科学引导,建立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建立健全服务体系,为农村人口融入城镇提供政策支持.     

蓬勃发展的和一社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现由两个居民小组组成，住户277户，户籍人口761人，暂住人口4万多人，旧村及建成居民区占地34万平方米。现有一个图书馆，两个篮球场，一个建筑面积为350平米的社康服务中心。     

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及启示

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动因分析侧重于现期“推”和“拉”的因素,往往忽视了决定推拉的深层次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此对国际资本流动趋势把握缺乏前瞻性.文章创新性地结合生命周期理论,以日本为例进行了实证,通过对人口结构变动与投资收益变动趋势相关性的分析,厘清了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山西人口流动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山西省人口流动现状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口流动的主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流动方式存在盲目性，人口流动聚集产业以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主，流动人口就业率高于城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就业身份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人口流动在城市、产业、接收水平上分布不平衡。针对这些特点，应采取制度建设、信息网络建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等政策措施，促进山西省实现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     

山西城市化道路的人口流动模式选择及路径

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通过对刘易斯模式和托达罗模式综合作用分析,我省人口流动模式选择路径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不宜单方发展,必须三方推进;二是实施就地转移,促进短距离流动;三是以中小城市为依托,加快全省小城镇建设。这为山西城市化道路选择指明了方向。     

人口流动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导致我国的人口流动也日益频繁。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987年7月1日户口在外地(指人住本市、镇、县半年以上,户口登记在外市、镇、县)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2％,据此估计全国约有1500万人已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我国23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日均人口流动总量为1000万人,1986年上海达134万,1987年北京达115万、广州达100万、天津达86万、武汉达80万,一般占常住人口的1/5～1/4。因此研究我国的人口流动对处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与人口     

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流动意味着社会系统处于吐故纳新的循环状态,表明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动态配置。阶层分化总是和人们具有的某种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其中可见人口流动的状况。阶层分化的静态状况与人口流动叠加,共同作用形塑了社会结构。改革以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先赋角色和后致角色同时决定的阶层分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     

90年代福建家庭规模和结构类型的转变及对社会的影响

一、福建家庭规模的特点及成因（一）家庭规模持续减小据统计，从1981年至1994年，我省家庭户数年平均增长2．78％，人口年平均增长1．56％，使得家庭规模从4．92人／户降为4．26人／户。（二）小型化家庭发展迅速据统计我省五人及以下的户数“四普”时占76．2％，四人及以下的户占54．8％；1993年分别占75．8％和52．5％；1994年分别占79．7％和57．6％。可见我省小家庭户占大多数，而传统的大家庭正逐渐消亡。（三）城镇家庭与农村相比，平均规模小，发展变化快据我省“四普”统计，家庭户均人口为4．43人，其中城市为4．01人，镇为4．48…     

论元太宗乙未年的户籍清理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整理户籍,掌握全国人口这件事。只有经过对全国户籍的整理和掌握,才能谈到对这些人户进行统治和剥削。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地区后一直到金朝灭亡的三十年间,中原地区呈现出极度混乱的景象。大量的人口遭到屠杀,剩下的人户又多被蒙古贵族、各级官僚和军官以及各地地主武装势力所分别占有。除此以外,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探讨——以河南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流动半径越来越宽,流动频率越来越高。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和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流动,给农业转移人口实现自己的市民化梦想带来了机会和可能,给流入地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也给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动力和活力。但是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利益、观念不断分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人口管理理念的滞后和信息统计的缺失,加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足、公共资源供给有限等原因,我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必须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健全流动人口法规制度,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转变流动人口工作观念,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促进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这样才能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铺平道路,并为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撑。     

中国城镇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

贫困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国的城镇居民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贫困问题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1995年底全国城镇贫困居民占城镇非农业居民家庭人口的8．6％，约为2428万人，全国城镇贫困户约为659万户，占全部非农业户的7．6％。如果按绝对贫困范畴推算，全国城镇绝对贫困人口和家庭分别为1242万人和332．9万户；另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调查，1996年底，年人均收入在以1671元为标准的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1176万人。因此，对于这些贫困居民，人们有必要走进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