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首都圈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

研究发现首都圈的劳动力分布呈现以北京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对于这一分布格局,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为基础采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首都圈劳动力分布格局是由历史政治等偶然因素引发了地区发展的初始不平衡并通过产业集聚引致劳动力集聚,循环累积形成的.由于产业存在异质性,其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第三产业的集聚是引致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力量,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并不利于劳动力的集聚.地理区位与首都圈劳动力集聚度呈现"∽"形曲线的形态,在2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劳动力集聚度是不断下降的,而200公里以外,劳动力集聚度有小幅上升,说明存在"集聚阴影".     

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5年东北地区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空间整体相关性,探讨东北地区基本生产要素区域内部流动趋势及其空间配置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外流最为明显。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演化特征看,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南密北疏、内高外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全局型Moran’s I指数和局域型LISA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相对较弱,总体呈现低—高(L-H)、低—低(L-L)的人口—经济集聚态势,实现区域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上海从业劳动力分布变动与城市空间重构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市1996年和2001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基于工作地的从业劳动力数据,采用GIS技术和模型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1996~2001年间上海从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发现上海从业劳动力分布总体上呈都心区密度最高、由此向外依次降低的基本模式,以及都心区密度下降、周边地区上升、从业劳动力由都心区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均衡化变动趋势。但第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的分布变动有所不同,第二产业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较大范围的单向均衡化变动,第三产业则表现为在距离市中心15公里圈内由都心区向其边缘区扩散、15公里圈以外地区特别是远郊区则反呈趋向中心城区的集中化变动。从业劳动力的这种空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动趋势基本符合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利于上海可持续城市空间的重构。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人力资本替代效应及影响分析

人口迁移流动是改变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流动造成的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变化是否一致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口素质结构转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探讨其形成的经济原因和造成的经济影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群体和中等教育及以下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净流向相同的状态,而2013-2015年以来各省陆续出现净流向相反的现象,形成了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替代效应。高等教育人才的净流入地区是经济发达省份、地理条件优越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省等三大都市圈内的六个省市的高等教育净流入人才占跨省高等教育净流入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替代对当地的经济影响表现为三点:第一,改变当地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使高等教育群体及中等教育群体人数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第二,改变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第三,拉大地区劳动力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两点政策建议:首先,地方省市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手段控制相应的流动人口群体规模,而不必依靠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以及硬性提出人口调控目标来管理流动人口规模。其次,地方政府要做好地区经济规划以及定位,充分认识现在的人口替代对于未来地区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我国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中心地带,经济总量大且人口密集,研究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系对促进中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本文基于1995-2015年我国中原经济区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时空演变以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发现: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来看,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05,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时空演变看,中原经济区人口高度集中区域范围缩小,经济发展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极化,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人口与经济集聚关系多为协调型和超前型,主要位于中原经济区的中部和北部,其人口、经济集聚能力较强。滞后型地市数量逐渐增多,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从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联结构看,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有所减弱,大部分城市分布在一、三象限,呈现出高-高(H-H)分布和低-低(L-L)分布,区域内人口与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利于中原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研究

文章借鉴巴罗、萨拉伊马丁和德拉柯兹有关带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内、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推导发现,劳动力流动加快了中国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而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收敛速度。通过考察地区间因劳动力流动而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及相应的潜在产出外溢与滴漏效应冲击,印证了劳动力流动拉大地区差距的结论。作者还估算了近年来劳动力省际流动状况,并进行实证研究。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农民工角色认知——从“民工潮”到农民工“回乡创业”

劳动力流动理论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机制。城乡差距与农民工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理论与发展经验的分异表征劳动力自由流动拉平地区差距命题成立的条件性。农民工身份地位历经政府强制性限制、民间默认、政府认可的制度演进，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角色优势凸显。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同步的。在城乡空间大循环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沉淀。在乡村内部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促就业，共同构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双循环机制。农民工身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标志。     

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非农部门，同步实现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产业转移，这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结果，也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日益活跃，劳动力就业结构效应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呈加强趋势。消除限制区际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增强我国区域问劳动力流动性，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应时之举。     

Employment deconcentration in the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turnaround

Since 1970, metropo1itan-to-nonmetropo1itan migration has substantially exceeded the corresponding and historically greater stream of migrants from nonmetropolitan to metropolitan areas. Previous research has concentrated on the changes in retirement mobility, growth of recreation and tourism, and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responsible in part for the new trends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rresponding phenomenon of the deconcentration of persons who remai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labor force. This research uses data from the Continuous Work History Sample merged with a file of county characteristics to examine trends in location of employed workers from 1960 to 1975. The analyses document changes of county of employment that parallel the trends in general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CWHS data show increased movement of employed workers out of the largest SMSAs and into the smaller SMSAs and into both adjacent and nonadjacent nonmetropolitan counties. These data also indicate that the rate of change is greatest for nonadjacent counties. Both increased metropolitan outmovement and decreased nonmetropolitan outmovement are significant in producing the observed net changes.     

Interregional equilibrium with heterogeneous labor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interregional equilibrium is studied when workers are heterogeneous in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mobility. The skilled respond to market disequilibrium by moving into the most attractive region. The unskilled are immobile in the short-run and move with the skilled in the long-run. Both regions have a neoclassical production function affected by an externality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skilled. Workers move according to the utility differential when regional amenities vary with population or according to the wage differential. The equilibrium pattern depends on the unskilled‘s mobility and on migration incentives. Typically, regional imbalance characterizes the equilibrium which is often suboptimal. Received November 7, 1994 / Accepted April 12, 1995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Immigration and prices: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yrian refugees in Turkey

We exploit the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unexpected (or forced) inflow of Syrian refugee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consumer prices in Turkey.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rategy and a comprehensive data set on the regional prices of CPI items, we find that general level of consumer prices has declined by approximately 2.5 % due to immigration.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have declined in similar magnitudes. We highlight that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price declines take place is the informal labor market. Syrian refugees supply inexpensive informal labor and, thus, substitute the informal native workers especially in informal-labor intensive sectors. We document that prices in these sectors have fallen by around 4 %, while the prices in the formal labor-intensive sectors have almost remained unchanged. Increase in the supply of informal immigrant workers generates labor cost advantages and keeps prices lower in the informal labor-intensive sectors.     

结构转型、期望值与工作满意——对民工荒成因及对策的新视角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农民工素质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型,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对工作的期望值从量和质两方面都大大提高,这与农民工输入地僵化的经济生态发生错位,由此导致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就业心态不稳定,这是民工荒突然出现的内在原因。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在职业培训、宣传推广、失业救助、社会交往、行业管理几方面有所作为;对企业来说,不提高农民工薪酬不行,只提高薪酬也不行,还应该尽力改善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关注的“非经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