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农业人口的转变过程中和制定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时应当考虑这些因素.本文首先对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交互分类分析和相关性检验,接着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Logistic回归检验,发现职业类别、收入状况和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 ,调查发现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 ,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本文依据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调查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110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方面，除了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外，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培训次数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方面，朋友圈范围和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城市房价、定居意愿与户籍差异——对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农业人口迁移过程的现象尚有待解释: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进行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利用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宏观房价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建立模型,从房价对定居意愿影响的户籍差异角度,解释了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但是对城-城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影响。从生活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以及稳定预期效应等三方面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房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稳定预期效应增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在三种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定居意愿;而房价对城-城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能够给城-城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个人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源于更小的生活成本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住房公积金能留住进城流动人口吗?——基于户籍差异视角的比较分析

"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中何以留住人?本文利用logit回归分析模型,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过程中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与城市购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能够强化定居意愿对城市购房的正向影响,但其作用效果存在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对农民工而言,在东、 中、 西部三类城市中,住房公积金制度均提高了其城市定居意愿,但对其城市购房无促进作用,参与公积金制度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心理预期,但无助于其定居能力.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而言,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东部城市,而在东、 中部城市中,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其购房打算.一个理想化的政策效果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既能直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行为,又能通过提高其定居意愿进而间接作用于定居行为,文章结果显示,这种理想化的政策效果只在东部城市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有效.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西部城市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研究——基于重庆的问卷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工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水平都不高,城市职业适应和生活适应高于农村,农村文化适应比城市文化适应更好。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打工时间、和配偶一起打工、社会剥夺感、政府帮助等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农民工养老保险接续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以东莞市为例

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将企业中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这是一项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流动性较强、工作相对不稳定、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工在参保后,养老保险在工作变动后的接续却存在着较大问题。本文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分析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接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 ,却不能和市民在待遇上平等 ,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在目前尚不能彻底变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情况下 ,本文针对农民工待遇的非市民化问题 ,着重说明农民工待遇市民化的意义 ,并提出农民工待遇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Perceived Job Rewards,and Job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Services

This cross-sectional survey study is a pioneering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 values,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targeted two toy factorie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nd recruited a total of 1,307 female workers as participants. Among them were 577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ho comprised the target group for this research. The authors hypothesized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ould have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ve work values (such as self-enhancement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ut lower levels of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job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n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mong the three birth cohorts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older generation felt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job rewards that they received, and their sense of job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showed a substantial positiv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ocial job rewards (such as support from co-workers and supervisors) on job satisfaction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China,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re affected by both the generation factor and the rural–urban stratification factor.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e study will provide a knowledge b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oward work and for exploring the ways in which new policies and social services can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ir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