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以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儒家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核心,指出了"兼爱万物"的重要性,并最终形成了中庸式的生态实践观;道家则崇尚"万物一体、道法自然"的自然观,提出了"道生万物、尊道贵德"的伦理观,并最终以"自然无为"为指导来实践其生态思想;佛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概括为"无我论"和"整体论",提出要"尊重生命,珍爱自然",就是要实现"普渡众生,境心清净"的目标。     

道、禅之"心"的美学意蕴

道、禅哲学都重视"心",中国美学也有以"心"为美的思想,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道家哲学中,老、庄首先突出"心"的重要性,嵇康、阮籍则首先在文学中体现这一思想.禅宗对"心"的重视使其获得"心的宗教"之称.道、禅之"心"也有很多不同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禅宗之"心"是对道家之"心"的继承与发展.在道、禅哲学的影响下,审美之"心"在唐代成熟,意境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道禅语言观与中国诗性精神之诞生

在中国哲学关于语言的探险中,没有谁比道家和禅宗走得更远.本体之道和佛法大意的不可说,使沉默的价值得到彰显.但这种沉默并不是彻底放弃语言,而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能指的边界,以实现对道境或禅境的逼近.但是,就这种语言探险的绩效而论,它给人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思想的残局.在此,知识与真理、语言与对象之问的距离与其说被充分拉近,倒不如说使两者的分际变得更加明晰.道禅的语言之思,给人昭示的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只可能是一种"一言难尽"的诗意图景.诗性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形而上学的殊途:海德格尔与道家

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于哲学的发展史。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全新视角的探索,使他成为20世纪最富魅力的哲学家。通过对海德格尔"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与道家"贵己"思想的对比,对海德格尔达到"本真"的途径与道家"复归于婴儿"的思想的对比,对海德格尔"个体化"理论与道家形而上之"道"的对比,可以发现:道家的"道"与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不同。老庄道家思想的精髓在于"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精神;"天人合一",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致虚守静",弘扬身与心和谐的生命超越精神;"无为而治"提倡社会生态观。海德格尔与道家的思想都是本国度和本民族正统思想传统的反对之声,它们在主张贵己、返真、不为外物所累上具有高度相似之处,但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重视"个体化"原则;道家则主张形而上的抽象的"道",因而两者又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两种根植于中西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开拓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哲学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哲学研究空间。     

方东美论道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方东美以学统而不是道统为研究思路,指出佛教从初传入中土时被称为"淫辞"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主要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家哲学来理解佛学分不开。"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最为根本,其开创者道安"完全是拿老子的道家精神去解释",他的"无在万化之前"实是《道德经》里面的根本思想。支道林即色宗之要义与庄子"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念是相通的,其生命精神来源于庄子。僧肇的三大玄旨可见庄子之影响。道生的佛性论达到"佛道融会之巅峰",他的"佛性自然"吸取了道家人性自然论,"佛性即理"吸收了庄子所谓的天理,"体法为佛"吸收了道家中对"自然"的体贴之法。华严宗则透过道家哲学领域的智慧阐释佛教。     

张良“退隐”原因初探——兼论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

张良在汉兴后"隐居静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政治、个人等诸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张良深受秦汉之际道家思想的影响: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思想有所不同,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法家及神仙方术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政治、社会、策略、修身养性等各方面均有所侧重。所以,在张良身上存在着入世之"道"和出世之"道"两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价值取向。     

老庄道家德育方法的现代意蕴

学界常因道家创始人老子说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类的话而认为道家反对道德建构,也没有自己的德育方法,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老庄道家从"道"的特性引申出一系列德育方法和措施,对于今天全面认识和挖掘我国传统伦理资源的精华,以及加强现代德育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姚鼐文章"至境"论的内在意蕴与实现路径

文章"至境"论是姚鼐文论话语中的突出现象.它以"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为判断标准,以"力学古人"和"涵养胸趣"为实现路径.这一表述是姚鼐文章理论的高度凝练,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系统化的结果.借此,姚鼐从审美理想的高度,在理论导引、致思方式、基本立场等方面对桐城派文学活动作出新的要求,桐城派文章的学术个性由此得以逐渐形成.姚鼐的文章"至境"论虽有其先天不足,却对桐城派的确立和发展至关紧要.     

宇宙生成论、绘画起源论、主体创造论的同一说--关于石涛"一画论"的美学思想

石涛试图以哲学的高度,把他对绘画的全部认识贯通起来.他以"一"这个道家特殊的哲学概念替代了以往画论中的"道".这是介于"道"与"万物"之间的一个概念.一方面,它有"道"的生成意义;另一方面,又是物自体."一画"是人类依据于自然的创造,它打破了自然的原始状态,铭刻上人的意志.石涛在继承中国哲学关于宇宙起源、艺术起源学说基础之上,又强调了艺术家主体创造的因素.以此冲破因袭的成法,创造出一个"我法".所以石涛认为,受先于识,要把握一画之法,就要强调艺术家自身对自然的感受,固守成法必然导致自我感受的丧失,惟有不受任何概念束缚的"一画"才能真实地表现自然,也表现自我.     

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

自王国维以来,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等现代学者往往赋予中国美学以非形而上的意义.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因而道家的自然论成为了最为恰适的表述.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艺道合一"的美学精神和现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将中国美学的异质性普遍化,则容易忽视中西哲学和文学本身的历史脉络而陷入悖论处境.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代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与时势的激荡下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这一时期 ,中俄边疆史地研究兴起 ;西北边疆史地学空前兴盛 ,并且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边疆史地研究中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 ,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 ,此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的空前的忧患意识和世界性意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加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积蓄后劲的紧迫要求,也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必然选择。要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遵循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同时,还必须遵循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具体为: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规律;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大起大落的规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把握引进、消化、吸收和提高创新能力的规律;梯度推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的的规律。这些规律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内容更全面,更广泛,更加注重结构的变革和"质"的提高,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因此,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系统工程,必须抓住重点,从七个方面"转轨变型"、总体推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高耗型向节约型转变;从线性型向循环型转变;从守业型向创新型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