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法规梳理与司法实践考察

我国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十多年来，立法机关积极推进出台了一系列新规范，实务部门抵制过多，导致落实不力。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实是：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分野颇大，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还需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走样亟待落实；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应有权利于法无据、既有权利难以落实而依然难有作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立法规范和制度实践两方面着力推进。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我国侦查程序辩护制度的缺陷与对策研究

我国1996年刑诉法确立了时间提前但作用有限的侦查阶段律师准入制度。时间提前是保障人权思想的亮点,而作用有限则是打击犯罪,规避律师隐性危险的需要。这种变革在当时无疑是立法的进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司法实践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严重危及到刑事被控方权利的保障和辩护职能的发挥。以审前程序人权保障的视角,围绕我国侦查、起诉环节中辩护制度的疏漏,提出了应确立的司法理念和完善立法之举措。     

我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实践及其立法完善

本文对我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实践进行反思之后 ,指出完善侦查程序、特别是关注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对于实现程序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自主性：侦查环节律师辩护权走向实然的保障

律师辩护权反映着一国的法治状况和公民权利受保障程度。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律师辩护权延伸到了侦查环节。保障侦查环节律师辩护权从应然走向实然、从法律文本落实到执业实践的关键在于培育律师的职业自主性——自立、自律和自信。     

辩护律师申请调查权的完善

申请调查权是律师的固有权利,能实现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正义。我国刑诉法对这一权利的规定存在很多漏洞和缺乏制度保障,使得被追诉方的这一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有必要在立法上从适用阶段、主体、程序、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在相关制度上进行司法改革以其使这一权利落到实效。     

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渐进式构建

律师在场权在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价值,许多国家都对此有所规定。目前我国全面推行律师在场权制度尚存在一些障碍,因此可以考虑首先在一些不增加司法投入,不影响侦查效果的场合确立律师在场权,然后再随着条件的具备用渐进的方式推进,最终在刑事诉讼中构建全面的律师在场权,完善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     

简论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制度之完善

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介入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文明的一大进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实施几年来逐渐暴露出法律和实际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完善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制度 ,首先要着手确定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还要克服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的及时解决已成为律师能否在侦查阶段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机制比较研究

“程序分流”制度越来越受到各围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并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均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和发展。本文在介绍围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阐述其对我国侦查阶段确立“程序分流”机制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相较于刑事诉讼的其他阶段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言具有最佳效果,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侦查机关难被监督、辩护律师有心无力、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的问题。作为应对,应从推进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建立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有限制地介入调查取证机制、增强检察机关外部监督三个方面完善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求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相对完善的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律师法诞生以后，律师制度有了很大发展，但不完善。完善我国律师制度，应当包括承认个体律师事务所并进行规范；大力促进律师专业化；加强执业律师人身权的保护；促成我国大陆律师制度与港澳台地区律师制度的对接。     

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

综观国际法律文件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 ,律师在侦查阶段都享有丰富的权利。而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展业务步步艰难 ,处处受阻。究其原因 ,乃立法赋予律师在该阶段的权利太少 ,并且仅有的一点权利还缺乏保障 ,控辩双方力度严重失衡。因而 ,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并进一步加强其权利保障。     

公诉部门刑事和解适用及完善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程的推进，传统的以惩罚犯罪人为根本目标的刑事司法理论越来越凸显出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局限性。我们通过对传统诉讼理论以及当前检察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分析，结合公诉实践，就刑事和解制度问题提出看法，以期能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从而使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其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帮助性质，主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这种界定不仅有利于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也有利于打消认为律师介入侦查将带来太多负效应的顾虑。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认罪认罚制度缺乏与不同诉讼阶段对应的从宽处理的层级性设置,不能体现认罪认罚制度的科学性。需在立法上明确认罪认罚的标准和时间点,设置与诉讼阶段对应的从宽处理的层级性规定,并且充分保障认罪认罚之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权,以此实现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从法律制度层面防治刑讯逼供的措施研究

刑讯逼供一直以来是司法实务中的顽症之一.本文试图从法律制度层面来探讨我国防治刑讯逼供的措施,即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建立有限的沉默权制度,完善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明确警察和证人等出庭作证的义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监督特别是重视检察监督和法院的司法审查监督,切实落实对刑讯逼...     

我国补充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我国补充侦查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诸如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限模糊、不必要或超期羁押使补充侦查超期严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进一步完善补充侦查制度,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健全侦检沟通和配合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罚建议权等措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