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论体系建构刍议——以基本内容为视域

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为视域,可以建构一个相对合理、完备的法治理论体系。就动力因而言,"人治"到"法治"的转化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直接动因在于防止统治者的恣意。就质料因而言,"恶法"的性质争论远未结束,但追求"良法"是共同愿望,不存在追随"恶法"去作恶的义务。就形式因而言,"形式法治"侧重规范逻辑,"实质法治"侧重道德价值,前者离开后者会变成空洞的形骸,后者离开前者会变成失体的幽灵。就目的因而言,法治既是"治民"又是"治吏",在"法律—官吏—公民"的现代法治结构中,由于官吏身份的特殊性,"治吏"更是法治的核心目的。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过程构建与关系利用: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

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是在其主导、设计和构建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孕育的,其决策权力是以关系本位为基础、利用过程中国家间关系"孕化"的。"过程构建"和"关系利用"的互动耦合及其演进,形塑了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过程构建"孕育了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反过来"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又塑造了过程本身,且呈现从"蛰伏的目标"到"公开的决策"的延展图式。从国际层面而言,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主要是在"日美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等主要网络平台中孕化的。当然,在国际关系网络平台中孕化出的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并非是刚性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具有柔性的"软权力"。可见,关系就是孕化权力的平台,没有关系便没有权力。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行为,不仅折射出其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选择的行为偏好,而且也是其决策本质与政治哲学的外化表达。     

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与制度创新

"一把手"的腐败主要表现在项目决策腐败、用人决策腐败、非法聚财的腐败、非法洗钱的腐败、诚信缺失的腐败、生活作风腐败等方面."一把手"腐败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丧失理想与信念、错误的权力观、过不好复杂的人情关、对配偶与子女管教不严、放任小节最终导致大节不保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制约"一把手"权力的机制不完善与制度缺失.防治"一把手"腐败的机制与制度设计主要是,重点完善制约"一把手"权力机制、完善监督"一把手"行为机制、完善评估与考核"一把手"机制、完善选拔与罢免"一把手"机制、完善追究"一把手"责任机制等.     

编织医疗保险网聚焦“覆盖”、“待遇”、“服务”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伴随着医疗保障三大制度体系的形成,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城职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城居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     

从新中国七十年看“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

以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理解"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一方面要看到如果没有人民共和国奠定的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是不可能走出这条路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与老路相比,在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发展方位的认知,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执政党的转型等方面,"中国道路"都做出了突破性与创新性的贡献。因此,理解"中国道路",要用辩证的眼光,既要对"变"的内容有充分的认知,也要看到变中的不变,更要看到变的逻辑,只有以纵深的历史视野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统一起来看,才能更加准确的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上海社区实地研究

摘要：城市社区具有自身独特的权力运作逻辑,这一逻辑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本研究选择居民委员会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居委书记、居委委员、居委干事与其他组织的成员、居民区积极分子、普通居民以及某些特殊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对城市社区权力运作或互动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与不同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居委会工作者展示出了多种形态的权力,包括人情交往的权力、半科层化的权力、资源交换的权力、组织合作的权力和各种策略性的权力等,并最终概括出城市社区权力运作的五种逻辑,即依附逻辑、协商合作逻辑、精英主导逻辑、人情逻辑和服务交换逻辑。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搭便车”到“被搭便车”: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选择

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搭便车者",免费地享受美国霸权带来的效益。但事实上,在东亚地区,由于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方式、产品的性质、美国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以及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稳定的渴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搭便车。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国在东亚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逐渐成为一个"被搭便车者",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三类安全公共产品:安全效应、观念类、制度类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在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非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其更多是起到弥补供应不足的作用。中国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时,不能将目光仅局限在安全领域内,不能将供应方式仅拘泥于凭借中国自身去倡导,"以权力生产权力"和"用制度生产制度"是两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

"权力"是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不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不是建立在无政府状态的"均势"基础上,而是以相互依赖为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既包括了"硬权力",也包括了"软权力";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揭示了"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是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     

“经济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新探索——从“经济人”到“权力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是个历史概念。通过对斯密的"经济人"、古典的"完全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经济人"、"交易经济人"、"契约人"等的历史梳理发现,在自愿交易和强制交易之间有着很多可能交易的情况,这种自愿和强制之间交易意愿的多种可能可以用"交易意愿度"来界定。经济主体交易意愿度的大小取决于他对交易对象的影响力即经济权力。为此,提出了"权力经济人"假设,"权力经济人"就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经济权力,在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同时最大化地分配自己的利益,同时保障契约执行的行为人。     

浅议专利资本化的垄断性

"专利权资本化"是指专利权人将其获得的专利作为资本进行投资,与资金投资方提供的资金共同入股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产生了垄断性的问题。针对合理垄断和非法垄断应分别采取支持和规制的态度。     

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基本态势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进程。当前,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态势:首先,亚太地区出现了经济和安全主导权分离的迹象,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权力架构呼之欲出;其次,由于"崛起国"满足于既有国际秩序且"主导国"接纳"崛起国",因而,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将以和平方式进行;最后,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与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平行推进。     

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

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大学实行自治、大学与政府保持相互主体关系,形成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利益相关者形成共治结构。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相比较,"中国特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大学的领导,政党权力主导中国大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战略目标的国家先导、人才培养的政党领导和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核心在于重新理顺国家、政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建立"中国特色"与现代大学之间有效的耦合机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大学与国家、政党和政府的边界。具体包括:制定契约型的大学章程,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晰党政职能;推进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实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驻京办职能的“异化”及其体制性根源

驻京办作为央地关系的重要结点,其合法职能是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但分税制后,驻京办的职能有"异化"为探秘、截访和公款行贿的趋势.从行政集权与财税分权的悖论现象来看,影响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机制有相机授权、地方竞争、晋升锦标赛和预算软约束等,这些正是驻京办职能"异化"的体制性压力、动力和条件.因此,解决驻京办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推进中央授权机制的制度化,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和强化预算约束,从体制上消除央地间权力配置的不透明、不确定和不公平.     

不妨对“魅力评比女市长”淡然处之

中国品牌研究院和某网站近日合作排出了一个"中国女市长魅力榜",在网上成为众矢之的,被批评是拿女政治家的权力与美丽作秀,没有从民生视角和工作能力定义魅力,被指责是"商业炒作"和"强奸民意"。显然,"强奸民意"——这顶吓人的大帽子是评比者难以承受的,这些批评也是站不住脚的,是对一次娱乐化、商业化评比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过度的苛求。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广东改革开放“实验区”定位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赋予广东改革开放"实验区"的新定位。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间重申"实验区"定位,并要求广东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从历史逻辑看,"实验区"是对改革开放40年广东改革开放定位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改革开放实验区体现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从实践逻辑看,改革开放实验区,是赋予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与两个"重要窗口"的使命担当。     

论美国的“核困境”——寻求权力与安全的悖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美国一方面通过优化其核武库、强化威慑战略,增强其相对权力优势;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核不扩散及核裁军进程,以削弱他国的相对权力优势,最终在整体上实现、保障美国的绝对安全。实践证明,国家在谋求一己之相对权力优势和绝对安全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难以克服的内生困境,即"获得权力的大小与安全实现的程度呈反比例变化"或"寻求权力与安全间的悖论"。这就是权力、安全的相对性特点,也是美国遭遇"核困境"的根本所在。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