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市场培育的互动关系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市场培育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是现代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中的一个比较前沿与新颖的课题.生态型政府通过生态产权的规制,奠定生态市场发育的前提条件;通过生态市场制度的建立,提供生态市场运行的制度保障;通过生态伦理意识的倡导,增强生态市场发展的文化支持.生态市场培育通过生态产品的市场供给,呼应生态型政府的构建和职能的转变;通过生态市场方法的政府运用,提高生态型政府构建的职能效率;通过生态保护目标的市场追求,推动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发展进程.     

我国农村NGO生成的体制起因探究

以经济理论为思维工具,分析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以及农村NGO以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属性优势,对弥补＂双重失灵＂发挥的积极作用,阐述农村NGO成为市场与政府以外资源配置的新方式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以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从构筑新型的农村社会组织、营造农村新型的体制规范和秩序、培育农村社会的新型公民主体、凝练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等层面,发掘农村NGO产生的内在机理,解读我国农村NGO的逐渐兴起是新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与环境NGO的协同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但“政府失灵”的现实表现,以及作为新生力量的环境NGO所凸显出的推动公众参与、反映公众利益、积极影响决策及创新环境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势,使人们重新厘清政府与环境NGO各自的职责,进而达成两者之间主导和补充、合作和互助、平等和监督的协同关系,联同有效地作用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生态型政府构建的背景动因

生态型政府的构建有着广泛与多维的背景动因,它是应对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需要,是顺应与代表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需要,是回应与引领生态政治运动蓬勃兴起的需要,是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模式逐步发展的需要,也是追求与实现政府改革创新根本目标的需要.     

国外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生态危机的凸显促成了“生态型政府”研究范式的提出,但这一研究范式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以美、德、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构建了各具特色的生态型政府之路：美国的市场调控型、德国的网络治理型及日本的法律监管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目标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型政府构建之路,必须积极有效地借鉴美、德、日的成功经验,努力从理论研究、组织机构、市场经济、网络治理和法律体系五方面探寻我国生态型政府的构建路径。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生态型政府的统筹职能

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政治观.生态政治学认为,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而言,政治生态是一种社会状态,它与各个方面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关系.当前,科学发展观正指导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立足生态基础,把握生态规律,构建生态型政府,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虽然"生态型政府"这一提法目前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但生态型政府的职能是多方面的,把生态型政府的职能仅仅理解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够的.生态型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统筹,即统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论政府生态规制的制度优化

生态市场由于产权不安全或不存在、外部性与公共性等原因失灵,需要政府生态规制的介入,以求提高生态市场的运行效率。但现实情况是,作为一个公共产权机构,政府的生态规制运行机制也常常出现失灵。因此,应针对政府生态规制失灵的主要原因,探讨其优化的制度安排,包括强化对生态规制者的规制、建立公共租金消散机制、放松生态规制和优化生态规制。     

生态型政府:境遇、阐释及其建构

生态型政府学术概念的产生具有三重历史境遇，即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的学理基础、西方“绿色政府”的实践运动与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理论阐释。建构中国的生态型政府可以有三个理路，即引入生态型思维、重塑生态责任意识与建立生态治理理念。     

公共服务供给三重失灵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效益和质量的低下.为了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我们需要突破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惯性思维模式,借鉴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分析工具,构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主多元型新模式.这一模式势必需要我国政府实现从直接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兼任生产者、安排者和培育者的动态角色转换.     

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就业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我国就业服务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结合当前政府、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 ,提出大力发展公益性、非强制、非层级的非政府组织 (NGO)来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 ,从而建立一个完善、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 ,并在可行性、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等方面给出具体设想     

责任嵌入与政府环境责任实现的多元分析

政府环境责任嵌入是一个多领域、全方位的问题.生态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推进生态制度规范和环境法治建设来强化政治领域的环境责任,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驱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担当经济领域的环境责任,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需要政府经由生态教育、宣传等途径来承载文化领域的环境责任,社会领域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倾力发扬环境民主和培育社会环境自治.     

公共服务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

公共服务过程包括社会需求和意志的表达、政府决策和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和公共服务的问责。由于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NGO)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在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NGO与政府的互动。但是因为政府观念转变缓慢、NGO能力缺失和历史经验教训导致的互信不足,使得二者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互动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政府急需转变观念,NGO应加强自身能力,促进公共服务过程中NGO与政府的互动。     

第三部门失灵与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建设——以北京H机构为例

20世纪末,西方福利理论界开始认识到,原本在克服福利提供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第三部门也存在失灵问题.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利益群体,生活上大多需要专人照料.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保障残疾人的生活和权益,近年来,更是将构建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提上重要日程.理论上,第三部门可以广泛发动志愿者为残疾人提供服务,但作为当前我国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重要力量的第三部门也存在失灵问题.因此,加强政府引导,以机构能力建设为关键,以居家服务为基础,才是构建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的有效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区治理与NGO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的社区治理。而和谐的社区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协调,NGO在社区利益的协调、矛盾的化解、服务的提供、环境的维护、就业途径的拓宽等方面可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政府应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引导与培育NGO,使其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生态型政府管理职能的构建——以苏南生态型区域为例

作为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最早的地区之一,苏南建设生态型政府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是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新苏南模式下的地方政府继续构建并强化生态型政府和生态型区域建设的基本职能,包括生态信息建设与管理、生态发展统筹与规划、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生态公共投资与建设、生态安全监管与保障以及生态区域协调与合作。     

论我国环保NGO对制度环境的诉求

我国环保NGO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这三者均对环保NGO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对制度环境的诉求不仅是环保NGO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生态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党、立法机关和政府对此均负有相应的责任,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完善环保NGO乃至整个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科学发展观践行活动中的生态型城市建设

建设生态型城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具体行动,要认识生态型城市建设的紧迫性,抓住生态型城市建设的本质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在构建生态型城市中实现生态文明.     

基于文明生态化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区域生态文明水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本文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和文明具体成果形式两个角度剖析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将生态文明概括为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同时认为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由此形成了关于生态文明内涵的"1+3+1"阐释。基于生态文明内涵得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构建了包括系统层、目标层、准则层以及35项具体表征指标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构建

目前,生态型政府这种新的政府范式理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外生态型政府层面,其内涵被界定为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之自然性和谐的政府。事实上,外生态型政府就是所谓的"绿色政府""环保型政府"或"环境友好型政府"。但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内生态型政府比外生态型政府更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内生态型政府不仅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可以促进政府自身的重塑和再造,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终极目标。而要顺利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转变,必须制定政府内生态化的根本目标,确立政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坚持政府职能统筹的原则,选择政府生态化的网络治理模式,完善生态型政府的制度保障。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中的NGO：作用与启示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与有效维护离不开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对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这些NGO在本国相关政策研究、输出本国文化、引导国际舆论、为境外机构与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等方面有效弥补和增强了主权国家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能力。但大国格局下的NGO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如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法律监管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东道国和本国的双重利益损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海外利益实现了极大的拓展,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对此可以借鉴和吸取欧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注重NGO在保护我国海外利益中的作用,探索“政府+NGO”的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新模式,扶持服务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NGO发展,加强与国际NGO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