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以道为本与明心悟道——以朱熹、王阳明为例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底色。天地人三才,以人心为主宰,会通成就了天道、人道、地道三位一体的道体。道乃宇宙生命之大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各家皆得道而立。诉诸良知揭开道学的真谛,辨析朱、王的悟道之法：朱熹侧重道问学而尊德性,其明心悟道“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王阳明侧重尊德性而道问学,主张讲学以明道、体道而见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彻底的心体统领下的致良知实践之学,即明心悟道之学。     

朱陆之辨与真德秀的理论指向

朱陆之辨,自其两派学说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间,便一直为历代学者争论不休.加之其各自门人,或因门户之见而相互攻讦,或为显己是而谓彼实同于己,更使此问题症结不彰.本文基于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格物与明心"三个主要哲学命题的分析,略辨朱陆之异同,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真德秀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向.     

“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方以智“三教合一”论之学术旨趣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倡言"三教合一"可谓独具匠心。本文通过对他晚期二十年内倡言"三教合一"之历程与重要观点的系统梳理,以强调:他之倡言"三教合一",不但是为其恪守"世出世"(入世即出世)之情怀作辩护,而且是为了确立其崇"学"理念以尽其文化学术上的担当。崇"学"非自方以智始,然而方以智崇"学"却有着时代意义,即它体现了明清之际知识主义的兴起,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学术在那个年代如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刍议——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

王船山的君子观是至德价值取向与问学工夫的合一,核心宗旨是至德凝道,这一君子观在逻辑上完成了价值取向向工夫施予的过渡与演生,价值取向是尊德性,工夫是道问学,价值取向上表现为至德、高明、全备之德性,工夫施予上体现为明、凝、审、用之途径,二者达到中和适宜。一方面,王船山对古圣先贤的君子观进行了继承,另一方面又对其内容进行了发挥,使之具体化。本文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试论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     

东施效颦:仿王国维谈治学

王国维先生曾借用宋词名句比喻治学的三种境界，由于他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地位及其比喻的原创性，很自然地成为学界美谈。本人从东施效颦得到启发，以为东施虽并不因此变得漂亮，却因此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仍可视为一种成功的尝试。于是就有了这篇仿王国维谈治学的短文。被我用来借题发挥的警句不出自宋词，也不出自唐诗，而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是两种修养身心的方法，比附到知识论领域，不妨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路数。“尊德性”偏于领悟，重视直觉的…     

《问学与问题》自序（摘录）

所谓“学术思考”或“质疑”强调的是学术要有思想,乃在于期待所有学术同仁,做学术人,做学问者,应该从问题（当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应当面对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当古人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时,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论陆学即实学

象山学术的精神在实学,而象山实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之行不行,及行之正不正,皆受人之本心的节制。所以,要使具体的人生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就必须要先正"人心",关键在打通天地之心与本己之心,体悟其"实理",再转而为己之"实德",便发而为"实行"。所以,象山于学则辨"道问学"与"尊德性",于践履方面则辨公与私、义与利。这就是象山学术精神的全部精义之所在。     

“理论——方法——人格”与“转识成智”——读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

"转识成智"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与宗教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冯契的"转识成智"说以为在基于实践的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中,主体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获得德性之智,自证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这样便有了知、情、意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造成自由的德性,克服了科学与人生的脱节、理智和情感的不协调.     

知识的悖谬与德性的超越--中西德性传统的差异与沟通

知识与德性的统一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都是哲人从事哲学省思与生活实践的首要原则,但由于哲学发展的不同路向,作为理论和方法的知性之知在中国哲学的延承中逐渐趋于没落。而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勃兴促成了知识论的单向发展,同时导致了德性之知与实践智慧传统的自我遗忘。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在科学日益发展的时代,人愈是强调自身对于自然的宰制,却愈是滑向了物化的边缘;愈是置身于人所建构的外在物质世界,愈是造成自身精神世界的荒漠与德性的破缺。当代人的这一生存悖论所折射出的其实是西方知识论单向扩张的悖谬,它在德性之知与实践智慧…     

二程与正统理学的奠基

二程体贴出天理范畴,确立了正统理学的核心话题。他们提出二重人性论,完成了儒学史上的综合创新。他们提出"知先行后"说和"主敬"说,开启了后世理学家关于知行关系、内心与外物关系、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正统理学家研讨的所有话题,几乎都可以在二程那里找到源头。     

尊理性而道中庸:浅析《新世训》之于冯友兰哲学

<新世训>是一部根据于新理学世界观、并与其人生境界说相表里的生活方法新论,是"贞元六书"中唯一对"道中庸"和人伦日用之理进行充分阐述的著作.在冯友兰人生哲学的建构过程中,具有承启和转折的作用.作为一部泛伦理学的著作,<新世训>发展和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在诸多哲学概念上,与<人生哲学>和其他"贞元之际"所著书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新世训>从尊德性到尊理性,完成了对宋明道学的超越,同时,又从重思辨到重觉解,实现了"新理学"的内在超越.     

"中正"之道视域下张载教育哲学探微

张载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构建了以"中正"之道为基本原理的教育哲学体系.基于对张载"中正"之道教育原理的揭示,阐释其教育哲学中"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 论,"中道而立"的教育内容论,"亨行时中"的教育方法论.张载以"中正"之道为理论之基的教育哲学对实践中有关德性与知识、内容与方法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     

儒家核心价值观对封建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之策略探析

儒家核心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表现为"三纲五常",其核心价值对封建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达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关键在于儒家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之策略使然.儒家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之策略主要表现为:形上立道策略:对儒家核心价值的合法性的论证有助于儒家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现实立教策略: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使人们大众明确主流、多元一体以促进封建社会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实践推行策略:政府立道、志士弘道;威猛并施、礼法并用以真正实现儒家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儒家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之策略,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的有效引领提供了深层理论资源.     

自然伦理与人文伦理:老子与孔子思想的比较

老子道论哲学以回归存在之道为根本，认为人类生命之德体现道的本源存在，它须回归于道才能真正实现；孔子为仁之学主张人类生命乃天生具有内在德性的存在，对仁的追求同时也是人类德性的实现。老子的伦理向度为自然伦理，孔子的伦理向度为人文论理。     

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关注是真理认知,而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关注知"道"。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认识论需要突破其真理认知的狭隘框架,形成一个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的广义的知识——"功夫之知",或生活的艺术——的学问。所谓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功夫认知中既互摄而又不能单纯归约为其中某一方的两种形态,而这两个形态也并非功夫认知的全部。功夫认知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功夫认知要求体身化,即身体的参与和把所知变为身体的内容,它还要求知道"不知"甚至"弃知"的价值。功夫认知需要对语言的语用功能有足够的认识。从描述功能而言,语言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使人倾向于个体化的思路,它具有重要认知价值,但也不利于把握事物的关联和变化。就非描述性功能而言,语言更是丰富的行为方式。描述性的理论体系要求线性的逻辑关联,而功夫体系则遵循功法开展的要求。功夫认知要求功夫主体的全面修炼,即人的内在转化和面向万物的扩展,而不仅仅是理智的培养和资讯的获得。这种修炼的主要方法不是靠接受语言信息,而是通过对楷模的模仿(不同于简单的重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