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剖析

企业国际化经营既是企业广义制度创新的基本范畴,也是其谋求发展的必然趋势.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既存在着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国际化和本土化、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遵循市场规则与政府规制等多方面的矛盾和困难.客观评价和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实与可能,其意义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企业制度创新,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以利于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     

中国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风险及其防控机制

企业集团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所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对企业集团既定目标的影响,形成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特殊风险.目前中国企业集团防控跨国经营风险的能力和面临的政策环境比较落后,亟待加强对跨国经营的宏观政策支持和引导,提升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全面的跨国经营风险防控体系,提高跨文化交流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加强对高素质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储备.     

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会面临着东道国的歧视性干预、排华行为、暴力袭击和第三国的干预等政治风险,受到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目前,我国企业应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利用贷款换石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策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大大减少政治风险的发生,加快国际化的进程.     

炼化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目前中央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主要在国际化经营、信息化管理、管理创新以及风险管理,深入开展风险管理迫在眉睫。廉洁风险管理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抓细抓实抓好。要创新思路,准确定位,构建立项评估-分级预警-持续优化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防控模式,建立合规约束、科技监督、企检联防"三个体系",形成廉洁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确保廉洁风险始终可控、受控。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重大项目建设评价必须引入“社会风险”维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还要考虑到社会风险。项目所涉风险边界沿着“技术风险一经济风险一环境风险一社会风险”的路径扩展。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管理中需要对公众的非正常资源动员行为模式予以调适和纠偏，以降低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受评项目和政府风险管控三个子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应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基于Delphi法的企业税务筹划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运用AHP法对企业税务筹划风险进行辨识后,建立企业税务筹划风险树模型并确立风险集,再将Delphi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集成用于企业税务筹划风险评价研究,可以通过将风险值量化后对风险进行评价以决定取舍企业的税务筹划方案.为使企业税务筹划风险评价结果更具信度,在实证分析中采取带确信度的Delphi法确定风险权重,并运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经济民族主义复兴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

我国企业目前大多数已进入国际化阶段,部分进入跨国经营并不断向全球化阶段迈进。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经济民族主义近年来尤其是2006年进入复兴高潮。本轮的经济民族主义复兴与以前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只有分析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才能了解其发展趋势,并预测有可能给跨国经营带来的风险,及早寻求应对之策。     

商业生态系统的内部风险识别与控制

商业生态系统是一个企业相互联系的网络,每一个企业的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企业,每一个子系统或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风险都有可能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发展.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可以分为开拓、扩展、领导和自我更新等四个阶段,对应的,网络核心型企业在这四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风险:产品选择、成员选择、内部斗争以及变革的风险.网络核心型企业选择合适的成员企业、建立信任和淘汰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地预防风险,实现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评析——基于32家中央企业的统计数据

中央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国际化经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对中国32家特大型中央企业统计数据的分析,并在10个重要的国际化测度范围内,对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以及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运营现状和总体实力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央企业持续提升跨国经营能力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风险及其对策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大学的职能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功能在某种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具有可控性.在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供求风险、社会文化风险以及监管风险内容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规避这些风险的具体对策与建议.     

国际化经营的全球战略特点与发展趋势

自90年代起，国际化企业经营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封闭型的国际经营战略过渡到开放型的全球跨国联合经营战略；收购和兼并日益成为国际化企业的主要投资方式；由单一战术经营结构向多种战略经营结构发展；网络管理体制逐渐代替传统的经营管理体制；投资产业结构日益趋向“软化”。一、国际化经营的全球战略特点国际化企业的经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期达到长期总体效益的最优化，即在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在科学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和自身经营条件的基础上，为求得长期生存和发展而作出的总体、长远的谋略。国际化企业…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问题、回应与完善

我国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经过十年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着领导机制不健全,评估主体单一,评估内容不完整,风险等级确定方法不科学,评估结论不公开,以及缺乏系统性的风险防范措施等问题.学界围绕稳评指标体系、风险估算定级方法、第三方评估和公众参与机制等问题开展了富有洞见的研究工作.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结构化风险识别与风险链识别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社会稳定风险的辨识机制,以定量分析的风险链客观风险估算与定性分析的主观建构风险水平相结合的方法完善风险等级的研判机制,以阻断风险链为核心完善风险的防范机制.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目前影响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出现见底迹象,未来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这场危机引起了我国出口型企业、外向型经济、财政收入、劳动就业等经济领域的波动,现阶段经济社会走势处于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泛化阶段.本文提出,在经济波动背景下应重点防范与控制体现在劳动就业、劳资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社会债务、要素分配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社会风险.     

经济国际化与经济风险防范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要面对更为严峻的风险挑战 ,这种经济国际化与经济风险的相关性决定了在实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 ,必须重视经济风险预警机制与防范机制建设。     

略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以《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颁布为背景

企业法律风险不是对企业某一类风险的概括，而是所有企业风险在一定阶段的表现形式。把好企业法律风险这一关对企业风险的控制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它在巩固和创造企业利润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由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特点，可以由具备一定规模和法律风险管理专业水平的律师事务所协助建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基于模糊分析法的企业资源外包风险研究

资源外包是企业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经营战略。但盲目的外包不仅达不到上述目的,还会使企业陷入危机和困境。因此,实施企业资源外包前对所需外包业务进行详细的风险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对企业资源外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资源外包的各项风险因素,如管理风险、技术风险、不确定风险、成本风险等,并进一步运用模糊分析法对企业外包风险进行了定量化的分析。     

我国海外农业投资的环境风险与法制对策

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空前活跃,但与其他行业相比,海外农业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且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其中,基于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高度依赖和相互作用,由海外农业投资引起的环境问题是东道国最为关心且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其引发的环境风险是阻碍我国海外农业投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壁垒之一。从母国的视角,以法制建设为出发点,完善法律体系和环境保护政策、健全管理制度并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完善我国规范海外农业投资企业防范环境风险的法制体系,能够有效地规制海外农业投资企业环境污染行为,预防环境风险。     

现阶段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浅析

如何把握机遇、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竞争能力，进行国际化经营，扩大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份额，对我国建筑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建筑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内在及外在因素，并对我国建筑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做了简要的概述。然后深入探讨了我国建筑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及中间组织三个层面对我国建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展开了有意义的探讨。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利益风险

证券市场国际化带给中国不成熟证券行业的不仅是机遇也有挑战。在推进证券市场国际化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团体必须对这种国际化的利益和风险进行权衡,不能只看到利益而忽视潜在风险,也不能因为害怕风险而拒绝国际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辩证观点和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在稳健推进国际化的同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着手,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防范风险。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