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变革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建设现代化法律文化。本文指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并提出了构建法治型的现代法律文化思路。     

法律文化的观念之维及其中西方差异除魅

立基于观念之维的法律文化观更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并理解法律文化的中西之分野、古今之脉络,进而致力于建设一种沿承自身传统同时指向现代法治目标的法律文化.因研究方法的宏大叙事,时空选择的非对应性,学界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结论多有瑕疵.中西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以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为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法治休戚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们所构成的法律文化保障法治得以实现,同时也只有法治才是引领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实践方案.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传统“法治”文化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权大于法"、"以法治民"等人治性内容,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然而,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中含有一些精华性因素,又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做好全社会的现代法治启蒙工作,克服传统"法治"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吸取和利用传统"法治"观念中某些体现法治精神和原则的有用资源,促进当代中国公众法律认同建设。     

中国传统法价值观及其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里法律工具主义论始终起着绝对支配地位 ,这种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摆脱这种法律工具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以致力于建立现代化法治国家 ,必须对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在全社会树立起现代法治观。     

论自然法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历经曲折但经久不衰,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我国历史传统中一直缺乏真正意义的自然法思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本文概述了自然法思想及其在西方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自然法精神在法治中的体现,分析我国传统法观念中自然法思想的缺失及自然法蕴涵的理念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试论法治与法律至上的观念

“法律至上”的观念对于“法治”的最终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所应采取的一系列 对策包括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制宣传教育。构造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层,党的各级组织及广大党 员模范地遵守法律,政府依法行政,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     

无讼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最根本的诉讼观念，无讼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的诉讼历史并影响了中国整个传统法制的走向。无讼观念的内涵是解决社会纠纷时尽量避免诉讼。但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古代社会通过道德教化、乡里调解、官方息讼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无讼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但在现代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性改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基本特征。从逻辑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法治基因,具有内在的法治逻辑,完全可以和现代法治理念相结合,成为我们法治建设的资源取向之一。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数字时代版权困境的突破与化解——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行业经受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版权也不例外。加强和完善数字出版产业的行政法保障在数字时代是大势所趋。这具体包括完善行政立法、扩大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行政法保护范围,推动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互动,完善政府职能,加强行政指导等措施。在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潮流中,履行应对数字化时代版权困境的政府职责。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依法行政的德性要求及其影响

依法行政的德性要求是对政府的组织德性的抽象见之于具体的响应和表征。政府的组织德性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德性正义,在当下中国与之相应的依法行政的德性要求突出表现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尽管依法行政的德性要求对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作用是普遍的,但具体到我国依法行政现状,合法行政要更加突出严格、程序正当要更加突出规范、合理行政要更加突出公正、诚实守信要更加突出文明。     

冲突理论视阈下的网络群体事件探析

网络群体事件从冲突的成因看，是冲突主体在社会进程中安全感的剥离，信任感的丧失和受挫感的增强使然。从冲突的类型看，主要存在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冲突。从冲突的性质看，这种冲突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从；中突的应对看，第一，无论对于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7中突都应积极响应。第二，媒体应扩大正面舆论的宣传面，秉着客观、公平的理念进行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第三，政府应从韧性管治的角度，强调司法调解，并秉着公开透明、公正的原则处理冲突，以此重建信任关系。、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我国法律实施绩效研究

正确、公正、国民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社会功能和社会目的的实现等法律与超法律利益的获取,是法律实施绩效的整体性判断依据。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现状正使我国法治建设面临危机。系统、中道之观念,正当法之创制以及正当人之培育,是我国法律实施绩效提高的根本所在。     

如何理解物权法

民法是调整日常生活的法律,是规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法律规则,属于私法。其所遵循的基本原理是意思自治,即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同时,物权法还是有形财产归属法。物权具有三个要点:特定物、支配性、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不仅排除一般人的干涉,更着重排除国家的干涉。制定物权法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通过物权法明文规定物权的定义来教育国民。在物权法的关于国家财产的相关规定中,不应规定国有企业财产,只应规定非经营性国家财产。我们应正确认识物权法的作用:物权法的作用是定分止争,它不是保护法。制定物权法的重大意义在普及物权观念。     

论城市化与法治化的融合与互嵌——兼及律师参与城市征迁的晋江经验

城市化与法治化本应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却出现了以违背法治的方式来推进城市化的问题,这无疑是背离世界城市化发展客观规律的,也与城市化目标相去甚远。如何实现城市化与法治化之间的融合和互嵌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时代课题。为突破城市化面临的法治困境,晋江市在征迁活动中创新性地引入律师法律服务机制,推行征迁项目管理的法治化,切实地保障了被征迁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和谐拆迁的共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