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试论战后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之争

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源于美国宪法有关外交权规定的模糊性，并随宪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二战以来，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渐趋激烈，成为触及美国宪政制度核心的一个问题。本文初步考察了总统外交权一度膨胀和７０年代国会外交权复兴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总统和国会的这种权力之争在今后还将以或激烈或缓和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     

威尔逊的责任政党政府理论与美国1913年关税法

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新关税法,大规模、大幅度下调了进口商品关税,平均税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超乎两党和民众预期。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共和党1920年大选获胜后制订了新关税法,1913年关税法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因此,1913年关税改革立法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场关税改革立法的历史意义重大。一是立法期间发生了美国国家权力分配的重大变化,奠定了此后美国政府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二是1913年关税法中的所得税条款开启了美国联邦财政的新时代;三是威尔逊利用这场改革第一次践行了以总统为权力核心的责任政党政府理论,对后世美国总统执政影响深远。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李宗仁先生光荣归来(续) 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后,于1954年12月2日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们说是“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所建立的集体安全连锁防线之一环”,实际上是美国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非法条约化的一种表现。美国国会并于1955年1月28日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澎及该地区相关领土联合决议案”。这个法案使美国总统不必按宪法规定程序和经国会商讨,     

后PNTR时代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机制化——以美国国会内针对中国的两个专门委员会为研究对象

国会一行政当局对华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和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Secunty Review Commission)是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PNTR之后,美国国会同期授权设立的两个针对中国的专门委员会,两者同是后PNTR时代美国国会促使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替代机制.本文追溯了其成立过程,分析了两者的各自特色和工作重点的不同,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和效果,指出了从中折射出的后PNTR时代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在对华问题上互动和制衡的新特点.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由于内因与外因的交相作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尽管这一变化并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但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分权体制的确立及其演变

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在强化联邦政府权力的同时，为防止行政或立法部门权力专横而导致暴政，又实行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部门分权与互相制衡的体制。随着社会的变迁，美国分权体制不断发生演化，大致经历了权力相对平衡、国会居权力主导地位和总统居权力主导地位三个时期。分权体制对防止专制暴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应过高评价，因为它仅是美国法治制度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原则和体制与其同声相应，相辅相成，并且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     

从百日新政看总统和国会在立法方面权力及地位的变化

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在领导立法方面的实践,揭示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由罗斯福所倡导的美国总统和国会关系的一次调整,改变了国会垄断立法议案的局面,形成了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议案的一个惯例,使国会的立法工作逐渐依赖总统的建议。     

论杜鲁门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爆发后美苏首次面对面的直接对抗.美国的应对决策体现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之初开始的危机事件应对机制由"国会主导"向"以总统为核心"的转变,总统哈里·杜鲁门通过对"是否坚守西柏林"以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效用来回应苏联行为"等问题的处置,彰显了这种核心地位.同时,美国国内"反苏"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境遇、党派关系以及总统部属等诸因素也有效地维护了总统在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美国国会在对外禁毒活动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随着其外交权力的扩大和毒品问题的升温，利用其手中的立法、拨款和监督调查等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美国对外禁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由于其自身组织结构的特点使其权力分散，妨碍了其在对外禁毒活动中作用的充分发挥。     

略论法律公布的前置程序和后置程序

当今世界法律公布更加复杂,程序法定化,既有前置程序,意在使立法决策者受到制约。如美国总统可对国会行使立法否决权,法国总统可行使复议请求权和提请公民复决权,我国国家主席宜应有复议请求权。法律公布不是简单地公布了事,还要有后置程序,要提供便利查询点,要进行法律答复等。     

冷战末期以来美国西藏政策协调机制述评

冷战末期以来,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西藏政策上存在一定分歧。通过在国务院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国务院以年度报告形式定期向国会报告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权与宗教自由状况、在国会内部设立"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干预西藏事务等协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二者的分歧。这些协调机制表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西藏政策上的分歧是虚,合作是实;根本意图都是要利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及制度建设——兼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学术权力的主要行使群体为科研人员,但其本身又间接与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结合,导致高校内部行使学术权力出现了障碍。《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在成员组成比例方面遵从"教授治学"思想。学术委员会要发扬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的重要地位,必须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其制度建设,突显其学术地位。     

试论《天坛宪法草案》制定中制度设计与政治角逐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民初国会召开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影响,委员会希望利用制宪制约袁世凯。他们在制度设计时将权力集中于国会,致使《天坛宪法草案》违反了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袁世凯也难以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在国会拒绝袁世凯修改宪草要求后,袁通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方法阻止国会开会,《天坛宪法草案》未能通过。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探析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是美国人依照国情为自己量身订做的,这种与美国民主原则相结合的古老选举制度在实践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联邦制度、分权制有密切的联系,体现了美国政权体系中权力分散、权力多元、权力有限的特点。美国总统选举在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创新,解决了一些时代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制度中的一些探索性试验,是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修补,但其本身仍体现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性是基于美国式民主的需要而在现实中存在。     

美国近年经济政策简评

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制定的。美联储独立于美国的政府行政机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美联储与有的政府部门,如负责货币管理的财政部却表现出同一性。美国财政政策包括在年度联邦预算中,该预算由总统提议并通过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谈判最后确定。产业政策、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均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制定和实施。     

关于完善我国授权立法的探讨

<正> 一、授权立法的涵义 授权立法顾名思义是指根据授权而进行的立法,它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立法现象。然而,由于各国社会历史背景和法律渊源的差异,授权立法并没有统一的内涵。在西方国家,虽然授权立法(通常称委任立法)仅指议会授权行政机关进行立法,但其在外延上却并非统一。在法国,国会制定的普遍性规则称为法律,行政机关制定的普遍性规则称为条例,但行政机关制定条例的活动并非都是委任立法。根据1958年法国宪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制定四种内容不同的条例:(1)执行条例;(2)自主条例;(3)法令条例,(4)紧急情况条例。其中,只有制定法令条例属于委任立法的范围。因为行政机关制定执行条例、自主条例和紧急情况条例是宪法赋予的固有权力,即使没有法律委任,行政机关也有权制定。在英国,行政机关制定行政管理法规     

论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对外政策主导权

美国宪法基于分权制衡的原则将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分别授予了国会和总统,因此,国会和总统对于对外政策主导权的争夺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分为危机型政策、结构型政策和战略型政策三种。在前两种政策类型中,总统和国会分别拥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在战略型政策中,国会和总统平分秋色,共同享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在可预见的将来,总统和国会对于对外决策权的争夺还将持续。     

美国政治的分权与制衡

美国是联邦共和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为世界第一个采用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国会,行政权属总统所领导的政府,司法权属司法机关。三者职能不同,各自相对的独立行使职权,互相制约,保证权力平衡。 美国宪法分权原则的思想,渊源于欧洲17世纪、18世纪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三权分立学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霍布斯、洛克等从反对封建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