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律》的规定性及社会实践看唐代妇女的地位

《唐律》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法典,它对社会各阶层的不同规定,充分反映出其封建法典的阶级本质。其中,从婚姻礼制、夫妻关系、财产继承权等方面对男女的不同规定来看,唐代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很低。但从实际生活来考察其地位并不低,出现了"法律地位低,现实生活中地位高"的悖反现象。     

唐代妇女着男装原因探析

唐代妇女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从宫廷侍女到仕流之妻,女着男装成为一种时尚。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唐朝开放的社会、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女权意识的崛起以及佛教道教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基于此才产生了唐代妇女服饰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孔雀东南飞》“反封建礼教说”质疑

本文就《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全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对违背礼教大义而仅凭个人意志来干涉青年人合法婚姻的封建家长提出批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婚姻的不自由。     

从孝亲相关拟判看唐代司法过程中的观念冲突

维护孝伦理、惩罚不孝是唐律中的重要原则,但在具体司法过程中,围绕这一原则的实施,会产生不同的观念。从列举的11例唐代孝亲相关拟判中可以看出,唐代司法过程中的观念冲突表现为各方主体得出结论时选用的依据不同:或依法律,或依礼,或依天理、人情;观念冲突归因于各主体心中各种规范的价值位次不同,并可能导致判决的不确定性,降低法律生活的可预见性。这种不确定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但不能完全消除。     

论儒家妇女观与唐代女性财产权取得制度之关系

《唐律疏议》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女性财产权的来源在《唐律疏议》中分为娘家与夫家两种情况,有官品邑考的女性也可直接从朝廷获得财产。根据女性在不同阶段的身份角色,《唐律疏议》对女性财产权取得又作了在室女、缔结婚姻、解除婚姻三种不同状况下的具体规定。通过身份特征建立起来的财产权取得制度,反映出了儒家思想中的妇女观对唐代法律的影响。     

略论元杂剧中反传统的婚姻价值观

按照封建论常的要求,男女婚姻乃人伦之首,男女婚嫁应不失其时,因而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婚姻是他们一生中必经的大事,而且是一生中最关系个人切身利害的大事。一生的幸与不幸都与此密切关联,当然也就牵动着千万个青年男女的心,然而封建婚姻原则对年青人的束缚统治是严酷的,且随着礼教的加强越演越烈,因而追求自主婚姻和     

论唐代的谋反罪

唐律对谋反罪的处罚是历代法律中最轻的,主要体现在家属缘坐范围小。唐太宗君臣通过反复讨论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既说明唐代法律向文明的迈进,也反映了唐律持法宽平的特点。后来明清法律一反唐律的规定,又扩大了家属缘坐的范围,这既与专制皇权的加强有关,也与两朝初建时期的政治形势有关。同时,唐代皇权也有与汉、明等朝相同的特点,即利用谋反罪名诛除潜在的威胁势力,这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尤为明显。     

《唐律》“诸法合体”说质疑

“诸法合体”是人们冠诸《唐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认为:《唐律》“以刑法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民事、婚姻、继承以及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此说流行中外,影响极大,被学界肯定为《唐律》(扩而大之是封建的“中华法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刑法典,《唐律》规定的只有刑事法律规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将民事、婚姻、行政、诉讼等法律规范“合为一体”这种内容范围及形式结构方面的落后性。     

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窘境分析——基于河南S村的实地研究

随着性别失衡社会影响与后果的逐步显现,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婚恋窘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选择河南S村作为调研地,对该村20位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深入访谈,结果发现：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扎堆现象明显,面临严重择偶拥挤;婚姻攀比盛行,高额婚姻支付较为普遍;屡次遭受相亲失败,承受较大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单身状态,择偶标准大大降低。导致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如此窘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环境、家庭经济条件、自身文化水平以及农村传统观念等方面,为此,需要从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强化综合技能培训、平衡男女性别比例以及加强青年心理疏导等方面入手,以缓解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题。     

秦汉社会的婚姻结构

汉代在中国姻婚历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先秦时代初具形态的聘娶的一夫一妻(多妾)婚制在此时期得以定型。一方面先秦礼教在汉代儒生那里得到体系化的发展,并在皇权政治支持下成为最有影响的伦理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礼教开始和法律结合起来,礼法统一地确立婚姻形态、方式、制度的规范,在汉代以前,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将礼仪、道德、法律结合得如此严整,如此相得益彰。先秦时代多元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被继承强化,更多因素被抑制,顾颉刚将此表述为“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①婚姻模式和两性关系的统一规范化趋势体现在择偶、成婚、结构、关系、离合等方面。本文集中探讨秦汉两代婚姻结构及其社会化功能。     

论唐代妇女风貌

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隆盛时代。婚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社会功能历来被人们重视。唐代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相对开放自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时期务实进取、繁荣自信的文化气象。     

缘坐及相关概念辨析

在中国古代，因他人触犯刑律而被牵连的记载比比皆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语有孥戮、连坐、族刑、门诛以及缘坐等。文章拟对上述刑罚的源流、含义做一番考察，并从处罚行为、对象，以及方式等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仅就立法而言，唐律中的缘坐剔除了前代残酷不道的规定，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相较于前代的类似惩罚，唐律中的缘坐是进步的、合理的制度。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     

内地青年的婚恋观现状与基本趋向

依据一次有380名青年参与的关于内地青年婚恋观的抽样调查结果及相关文献,当代青年的择偶标准、婚恋形式、婚费来源、伦理责任、试婚态度、婚姻关系及其感受等婚恋现状与趋向,在开放的氛围中呈现出:传统与新异自然交融、分化乃至碰撞。但应承认,基本趋向仍恪守婚恋道德,但自主性、宽容性均在增强,追求婚恋方式的多样自由。同时,“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重要传统观念有淡出之势,此外,非婚姻,或亚婚姻等前卫现象受到了更多宽容性的关注。     

论土家族情歌婚姻伦理观

湘西土家族情歌,既丰富多彩,又源远流长。它不仅是土家族男女青年追求自由、美好、幸福婚姻的纪录,而且凝聚着土家族劳动人民传统的婚姻道德和伦理观。本文试对土家族情歌所表现出的土家族婚姻道德伦理观作一探讨。 封建婚姻,是以子女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道德伦理观;土家族情歌却以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为道德伦理论;蔑视封建“包办”婚姻,赞颂“自主”婚姻。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     

浪哨习俗在布依族文化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浪哨”即恋爱之意,是北盘江沿岸布衣族青年男女自由择偶恋爱和交友的独有方式。它起源于布依族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并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布依族的日常生活服务。浪哨活动中对唱的“浪哨歌”表达了男女双方的择偶和交友标准,也是青年男女借以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布依族传承久远的民间风俗,它集中体现了布依族人的社交活动和婚姻追求,是布依族人民所创造的特有的生活文化。     

《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爱情婚姻主题的发展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束缚,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问题成了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幸福始终是青年一代追求的焦点,许多作家都把它当作突出的主题来创作,而且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色。从元代到清中叶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西厢记》、《牡丹亭》和《桃花扇》来看,爱情主题在戏曲中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典型价值。 一 元代杰出的杂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我国戏曲史上描写爱情题材的杰出作品。它以封建时代上层社会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为题材,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自由幸福的摧残,通过青年男女的美满结合,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成为数百年来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赞歌。它给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挣扎、奋斗的同代青年以巨大的鼓舞,在元代戏曲舞台上树起了一面反封建反礼教的旗帜,这是《西厢记》极为可贵之处。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择偶倾向与取舍——以报刊媒介的两性话题为视角

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择偶观念一向表现较为含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开启了思想启蒙之牖,而且也打开了自由恋爱之闸。其时的报刊杂志是知识男女青年获取新婚恋观的渠道,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择偶心声的场所。《大公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女子月刊》等都十分关注两性话题,反映出男性在接受新婚恋观时,渴盼与一位学识相当的女性,共同结成具备知己与爱情的婚姻关系;而经自由平等理念影响的知识女性,则在抗命挣脱传统婚姻枷锁后,更难抵御恋爱至上的浪漫诱惑。其时的婚恋自由开始成为青年知识男女的共同诉求。然而,由于新旧观念的冲突与杂糅,男性在婚恋中期盼的实际上是同时具备新知识和旧道德的女性;而女性在爱情理想中既追求人格平等,又仍然执着于寻求男性的庇护。     

县域婚姻市场与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

县域婚姻市场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社会分层导致婚姻市场分化,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基础上的婚姻梯度序列日渐形成,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姻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基于对农村青年春节期间相亲实践的研究表明,现代相亲模式是农村青年应对婚姻困境的策略性实践,“自由恋爱”融进传统相亲制度,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婚恋自主权正在增强。在相亲场域,择偶秩序的理性化和体制身份的壁垒化建构了层级化的“相亲圈”,体制内外农村青年的婚恋选择权及范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同物质消费挂钩,经济条件既是男青年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其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相亲男女互动交往多遵从传统性别脚本,存在“男财女貌”的文化偏好。农村青年的婚姻嫁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县城里的婚房不仅是相亲市场的基本砝码,也是实现个体城镇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