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张能为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数千年。现代新儒家以“反年开新’为主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新开一路。一、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涵义“新儒家思想”、“新儒家运动”等概念，初由冯友兰提出而为贺核明确使用。什么是新儒学...     

儒学的历史与未来——我的儒学观

通过关于儒学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揭明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儒学历史观;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提出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我的儒学发展观.二者合称为我的儒学观,是本人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学问的历史和未来的省思所持有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     

理学视域下的王通思想刍议

王通在现代哲学史叙述中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但在宋明理学家视野中,他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王通思想承继儒家自孔子以来关心现实政治、注重德性修养的传统,整理典章制度、强调礼乐功能,并通过对儒学概念范畴的哲学诠释,建构起了独特的天人观、道命观、性情观,丰富深化了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从思想史的角度说,王通对传统儒学范畴的诠释和儒学体系框架的重构具有理学意味,引起宋初思想家的广泛关注,对理学发生具有启发作用。梳理王通思想有助于加深对理学形成和初期发展过程的理解,亦对完善哲学史叙事具有补充作用。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从孟子用诗看先秦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孟子用诗,主要将《诗经》作为政治文本和思想文本使用,是在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构建儒家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努力,既展示着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乌托邦精神,又彰显了儒家士人重新统一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此之后,将古代经典文本解读为对上讽谕君主、对下教化百姓、对己"独善其身"的具有现实功用的话语系统,便成为历代儒家思想家千百年中一贯遵循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     

中心与边缘：近代儒家伦理精神嬗变轨迹及其超越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紧张和纠结中，儒家思想传统历经沉浮。主要体现在几个阶段：晚清士大夫群体建制化儒教努力的失败带来传统政教关系的破裂，儒家思想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失去“中心”思想地位。接着，在取法于西的“道德革命”中，儒家伦理思想遭遇到从具体规范到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面否定。然而，在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儒家思想却又从失去制度支撑的“边缘”、“游魂”发展为重新纽结民族精神认同之基石。在“中心”与“边缘”的嬗变轨迹中，道德哲学体系经历了从“理学”到“伦理学”再到“新儒学”的发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重审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之嬗变过程，发掘儒家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是理解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也能为实现民族伦理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儒家礼乐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周初礼乐文明制度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源头。孔子继承和创新了西周制度文明的精神,并注入了"仁"的内核,构建了人文主义礼乐观,后经朱子的"变礼宜世",把内核提到"理"的高度,构建了终极意义礼乐观,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体现出儒家思想与时俱进,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学说风格。礼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主流理想,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彻底改变其礼乐思想的基本框架,而是赋予内核新含义。     

儒家的“礼乐”观在汉、韩、日语中的体现

儒家的“礼乐”观是社会关系的指南：“通过端庄的举止与宇宙和同胞生活在和谐之中”。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平衡与和谐。许多亚洲国家对“交际”一词下的定义强调和谐，尤其是在有儒家传统的文化中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对人际交往有五方面的影响，而对语言也有种种影响。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话、韩国人对敬语的使用、日本人用含蓄、委婉、模糊曲折的言语等风格，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境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既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形式的体现.二者的结合点,可从人道观、自然观、群体观、实践观、价值观、政治意识、道德观念、经济观念、教育思想、社会理念、国际学说等方面寻找.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

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西译活动实为"儒学西传"的源头,其译文直接奠定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里,"天"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其"名"与"实"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进行人为设定,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     

熊十力与冯友兰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

现代新儒学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熊十力和冯友兰作为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立足时代特点,结合西方哲学,竭力挖掘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并由此而建立了他们的哲学理论体系。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熊十力与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挖掘新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促进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     

儒家军事伦理对传统兵学的渗透与整合

儒家军事伦理对传统兵学的渗透与整合郭洪纪春秋乱世中崛起的古代兵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出于儒家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儒学一向把兵学理论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纳入治乱与政道的圣王理想。儒家文化对兵学的渗透，主要是通过汉唐以来儒学体系对先秦兵...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