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乡村——基于5省10村调研的分析

数字技术为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本研究基于5省10村的社会调研,从村庄内部的视角出发,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图景,剖析数字技术形塑乡村社会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多重效应。研究发现,外源性的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内部系统的过程中,以硬件和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乡村发展的底层架构和技术基础,并在乡村多元场景中广泛运用,这构成数字乡村建设持续运行的整体图景。乡村内部各要素在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在不同层次和维度重塑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农民个体生活、乡村群体结构、乡村产业形态、乡村治理形式、乡村公共性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重构。本研究认为,数字乡村的研究、政策与行动应该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的角度出发,在尊重村庄主体性和保持乡村性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调适与融合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能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吗？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总体上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获益最大。其次,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其中,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进而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最后,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增强农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优化农业经济增长结构,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从而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此,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生产力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赋能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赋能：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审视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综合时代变迁、实践困顿及条件支撑等因素观之,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各地较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分析,认为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决策依据维度、权力运行维度、治理架构维度、治理效能维度,通过提升乡村治理的前瞻化水平、精细化水平、系统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塑造乡村源头治理、精准治理、开放治理、融合治理的模式。目前在思维理念转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壁垒消除与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还存在一定阻滞因素,可从治理思维更迭与人才队伍构筑、信息基础设施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安全风险消弭、外部资源植入与内生力量培育相融合等方面进行优化,以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美好愿景的实现。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

在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新时代的智理属性,既是中国特色数字化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是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包括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政务体系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建设,以及乡村数字治理对经济社会民生的推动这三项内容。乡村数字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现。其中,初显轮廓的浙江模式、湖北实践和贵州经验,分别代表了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的实践样本,值得进一步的跟踪观察和分析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技术维度的“数字下乡”、主体维度的“数字农民”以及情境维度的“数字乡村”。但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也渗透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之中,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因此,当下的中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将迎来巨大的情境挑战,亟需树立“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从技术应用、主体赋能和情境治理等维度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地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准确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部地区12省（区）市2011-2018年乡村振兴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各子系统水平在12省（区）市间的差异较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水平最低的省市依次为青海、贵州、西藏、四川和甘肃,因此各省（区）市应找准自己的发展短板,破解发展难题。（2）研究期内,各省（区）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偏低,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内蒙古和新疆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高,云南、西藏、青海和贵州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低。（3）乡村振兴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即关联度）按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农村财政支出依次递减。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伴随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治理也逐渐向数字化治理迈进。数字乡村系统的搭建,为乡村的党务管理、政务管理、村务管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还面临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乡村数据资源价值利用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进程。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数字化教育,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加强涉农信息资源整合,完善乡村治理数据体系等举措,走出困境,实现乡村善治,以乡村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机理与实证考察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探寻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呈现出2011—2015年时间阶段要大于2015—2021年时间阶段的结果。从区域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的强弱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应依据乡村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     

农民适应行为的风险分析与乡村心态危机的柔性治理——基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公共管理情境

党中央提出以“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三农现代化,在试点建设地区,政府政策、信息经济、数字技术成为注入传统乡村的三大动力性源流。面对乡村整体性转型,农民面临重新适应的新挑战,个体心理与群体心态均在发生剧烈变迁。由于政府政策、信息经济、数字技术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空间内注入的非均衡性,农民可能采用“分离”“边缘”“整合”“同化”四种不同的适应行为策略,不同的行为策略产生的风险概率与危害程度各不相同。但单纯的风险性维度无法有效测量四种行为策略,需将其纳入“数字乡村建设”情境,综合“适应性、现代性、风险性”三维标向进行立体化分析,进而发现农民在面临适应行为风险与互联网技术风险叠加形成的共性心态危机之际,消极适应的农民将面对更多的危机挑战。针对农民群体心态危机的广泛性、复杂性、流变性,项目组建构了针对农民群体心态危机的柔性治理模型,并提出了一系列“怀柔治心、防险于先”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