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论延安文艺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的延安文艺,根据特殊时期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任务,以“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中介,让文艺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职责,并在这一核心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对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民间文艺和从“五四”继承而来的知识分子启蒙文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民族整合。从延安文艺的经验来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也应该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立足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语境,妥善处理好主流文艺、大众文艺和精英文艺之间的关系,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延安文艺,根据特殊时期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任务,以"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中介,让文艺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的职责,并在这一核心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对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民间文艺和从"五四"继承而来的知识分子文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民族整合。从延安文艺的经验来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也应该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立足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语境,妥善处理好主流文艺、大众文艺和精英文艺之间的关系,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延安时期秧歌剧的革新及传播

新秧歌剧运动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知识分子的民间化走向以及重构文学大众化的文化姿态.民间艺术形式与抗战、革命主题的高度契合,新的话语言说方式与地域文化形态的对接交融,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构成了延安新秧歌的鲜明特征.它不仅为当时的戏剧发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也为当下我们所关注的振兴民族戏剧的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近代以来“纸老虎”概念的渊源流变、话语构建和多重运用

“纸老虎”一词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但其最初本意一直延续。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时局中，“纸老虎”大量出现在政论家的话语表达实践中，指称不同的革命对象：清政府、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将其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成为“纸老虎”语词的核心指向。“纸老虎”表达了民众对侵略者的贬斥和憎恨，同时也是动员国民抗战到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话语斗争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系列论断，系统深刻地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     

延安红军时期的文艺运动

延安红军时期(1935、10——1937、7)的文艺运动,是在陕北苏区工农大众中,沿着“工农大众文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①方向,在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和在此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次产生过重大影响,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的文艺运动相比,延安红军时期的文学运动是一     

《周子山》和朱永山

1942年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之后,在延安开始了新秧歌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写出不少优秀的秧歌剧,鼓舞人们同心同德进行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秧歌剧《周子山》(也叫《惯匪周子山》,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编剧,马可、时乐濛、张鲁、刘炽作曲),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丁玲与延安时代的人文精神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文明、建构新的人文精神的时代 ,丁玲在延安以自己在创作中对崇高风格的追求、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呼唤、对被遗弃的边缘人的关注和对个性主义与民族大众革命相融合的思考 ,在延安时代的人文精神建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从赣南民歌到陕北秧歌——论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内在理路及其当代意义

政治理念艺术化、艺术行为大众化、艺术话语民间化是苏区-延安文艺形态的基本特征.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主要规律是:践行民族利益与政治目标的结合,增强了文艺形态的感召力;实施文艺大众化策略,突显了文艺形态的社会价值;达成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彰显了文艺形态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具有以下启示意义:民间性与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可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政治性与艺术性相互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进而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展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助于树立民族尊严、确立民族性地位.     

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价值及意义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延安文艺”是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文艺”奠定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新方向”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后，却遭遇到空前的质疑和尴尬，“延安文艺”成为了一种逐渐被淡化、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和重大意义。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戏剧、狂欢与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刍议延安秧歌运动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鲁艺“演大戏”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但是,戏剧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及其抗日根据地是在抵御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围剿下创立起来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文艺如何为艰苦卓绝的战争服务,如何为建构中共新的意识     

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二

新英雄传奇的主题话语是一种多维性的意义结构。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看 ,新英雄传奇是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 ,积极参与了当代社会的新型意识形态建构。它不仅展开了对新中国国家政权历史合法性的具象“论证” ,构建了革命历史的元话语 ,而且以新英雄人物形象等载体 ,建构了革命者的人生价值体系 ,为民众提供了生活的价值范型 ,并以叙事的形式演绎了种种革命理念 ,由此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话语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