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下零售上市企业运营效率评价研究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零售上市企业发展的共识,转型发展实现高效运营成为零售上市企业关注的焦点。运用多时期网络DEA模型测算21家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零售上市企业的运营总效率、经营子过程与盈利子过程效率,结果表明,21家零售上市企业总体效率均值较低,经营子过程的效率均值高于盈利子过程;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零售上市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销售规模和自主研发投入对零售上市企业经营子过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对零售上市企业盈利子过程产生正向影响。据此,企业应深化全渠道营销布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扩大企业规模,合理运用财务杠杆,以提升运营效率。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的考核制度体系起到什么作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较高的适配度?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大,会显著挫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增强时,会从财务机制上恶化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并从投融资机制上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提升金融化水平,这些变化都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异质性检验发展,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造成更为显著的负面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偏好和微观企业主体创新转型活动提供经验支撑,并为优化政府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产业数字化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基于非位似CES生产函数的研究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理论上,非位似CES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引入数字要素分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机制;实证上,数理分析的结果为构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49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可用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数字与非数字生产要素结合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激发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机制。后续的DID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激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政策效果受地区差异以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探索更合理的指导方针来放大产业数字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反弹和反超维度检验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中介效应,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且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创新,即反弹韧性、反超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发挥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作用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增强组织韧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非国有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主体，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论/发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私企和小规模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RCEP助推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对于推进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特定产业以及价值链为例,分析RCEP推动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途径。研究认为,RCEP的签署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具体来说,通过外贸和投资路径,有利于关税减让以及区域内经贸规则的统一,促进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进而提高国内的生产和社会福利水平;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能够促进中国相关产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巩固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国内改革路径,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市场准入制度、营商环境、国有企业等改革,更好地形成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环境。     

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行业间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溢出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FDI总体上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到国有企业,这种溢出效应却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面溢出效应主要被其中的私营企业所吸收,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带来的好处。     

开放条件下中国零售组织的市场结构与政策构建

开放条件下外资零售企业的快速进入是一种必然，但是对于中国零售组织的产业政策，政府却处于两难困境。基于理论分析认为：短期内政府应鼓励国内零售企业的适度集中，以便与外资零售企业进行竞争，适宜构建以“寡头竞争”型为主的市场结构；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消费者利益考虑，“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将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数字产品进口、知识存量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事关数字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创新，企业知识存量对这一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数字产品进口与知识存量的交互效应在出口企业、本土企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知识存量能协同促进企业采取跨区域合作、跨领域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创新产出。因此，大力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引进数字技术，有助于释放数字创新活力并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基于绿色规模效益的中国连锁零售业并购

中国连锁零售业虽然销售规模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国外连锁零售业相比,还存在市场集中度低、规模经济不明显等问题。合理扩大连锁零售企业的规模既是完善自身发展、获得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也是应对外资企业冲击的迫切需要。在分析中国连锁零售业现状和并购效应以及评论中国连锁零售企业并购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并购是获取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并从政府、社会、企业三方面提出完善中国连锁零售业并购的措施。     

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且企业所处地域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效果越显著,相应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也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实质性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努力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监管,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以助推我国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DEA方法的国有企业效率评价与改进分析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的C2R模型,对某市国资委监管的37家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并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平均从业人员人数、流动资产周转率的关系模型,从而提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措施.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CIC)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省部级企业颇受关注。自2007年成立以来,CIC屡屡对外投资却屡屡受挫,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细细分析不难发现,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是CIC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以CIC海外投资为基本视角,通过对国有企业、CIC自身海外投资案例的分析,阐述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种类及特性。在此基础上详述CIC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转变风险防范思路、建立风险分流机制以及完善CIC治理结构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