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省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Morans I指数检验显示已形成了4种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涵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当前应立即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政策。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增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相比基础设施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低收入县域和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县域和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即数字乡村建设会拉大县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县域之间。     

基于空间统计学方法的我国服务业集聚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以考察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服务业集聚程度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各省域间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西部的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结构差异扩大。因此,要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稳步推进各地区的服务业集群建设,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基于ESDA-GIS的南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通过应用Deo DA与Arcgis 10.1软件的Moran’s I、LISA与G*统计量功能,以人均GDP为主要指标,对南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进行分析。从研究结果来看,在南疆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大量的集聚现象,即经济发展迅速、条件较好的县域高值簇集聚在南疆东北部,也就是聚集在巴州,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的县域低值簇聚集在西南部,也就是集中在喀什的南边与和田地区。这些县域经济发展落后,GDP增速较慢,应加快增长极建设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立足自身优势资源重点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经济制度对产业集聚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制造业为例

产业集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制度是产业集聚形成与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6年相关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制度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制造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某省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变化会对其他省市制造业集聚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规范的经济法律制度、开放的贸易政策会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制造业集聚,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则不利于制造业集聚发展。因此,沿江省市需结合实际情况,创新系列经济制度安排,促进制造业集聚,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基于GWR模型的地区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为例

以甘肃省为例,利用"六普"县域就业数据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从区域差异角度对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因素进行局部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甘肃整体就业影响最为明显,中部、东南部县域就业受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影响较大,城镇化率是促进西北、东北部县域就业的重要因素。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相比,纳入空间异质性的GWR模型能分别估计各县域的影响因素大小,对制定差异化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集聚与增长:来自中国各省自治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共同发生的和相互作用的.本文利用中国的数据探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从全国层面看,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在地区层面上,本文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中时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本文考察的初始时期1980年的城镇化率,与各地区1980-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及各地区2007年的人均上车子之间呈现负方向变动关系.但城市首位度的作用没有统计意义.对25个地区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是:城市化率与人均生产总值问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城市首位度与人均生产总值间则呈现的是负向关系;城市化率与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率间则呈现的是负向关系.     

基于GIS的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及其聚集效应研究——以山西为例

将空间统计分析与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用于县域经济的研究,将经济发展数据与图形数据相融合,分析了山西县域经济空间结构、聚集格局的分布和演化过程,并对其空间聚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山西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聚集效应随着空间聚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关于空间经济研究的若干认识

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基准是:研究经济问题要有空间观,研究空间问题要有历史观。经济地理存在毗邻效应——近朱者赤。我国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层级中心——外围结构,它由专业化的城镇经济和多样化的都市经济共同支撑。空间市场结构不存在完全竞争,空间产业组织的主体是产业集群而不是单个厂商。中心与外围存在博弈。经济最典型的空间特征是集聚,而集聚使得区域发展非均衡性是内生的。最优集聚理论兼顾公平与效率。市场机制促进集聚使效率充分,空间经济政策则作为资源空间配置的手段补偿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大都市外资经济空间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08年及以前的3万余家外企数据为基础,利用"平均值+标准差"、Moran's I指数及泊松和负二项模型来研究上海外资企业引导下的经济空间布局演变、集聚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990年之前外资极少,分布极为分散,集聚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1991-2000年外资空间逐步从中心城区扩展到近郊和远郊扩展,在沪西外资出现向虹桥-漕河泾-莘庄-松江新城一带集聚的特征,浦东崛起为外资的高地并以张江和金桥为中心形成集聚高地;2001-2008年外资的分布和集聚空间均向园区转移;最终,上海的外资经济空间在近郊和远郊形成了三层次多中心连片发展格局.回归结果显示,外资区位选择受地方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不同的制度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市场在外资经济空间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个维度54个指标构建了中国大陆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速度较快,其中数字治理增长速度最快,但省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性分布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3.2%。随着时间推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逐年减小,但近年来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此外,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上呈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态势,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能够提高本省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移概率。因此,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内容。     

浙江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研究:方法与实证

都市圈崛起是区域发展的显著现象,并且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是必然趋势.本文在回顾都市圈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界定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对浙江空间发展的大格局、县域在都市圈发展中的定位、都市圈的边界确定等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要根据各县域不同的条件特点,分门别类地予以制度激励和政策指导,促进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基于服务业14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2年我国服务业14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低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不理想。     

我国文化产业空间聚集现象及分布特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我国各省区2000—2009年文化产业的产值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研究我国文化产业空间聚集现象及分布特征。通过各省区文化产业产值的 Theil 熵和相对增长速度的计算,指出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即文化产业发展有省区聚集的现象。通过 Moran 指标对我国文化产业聚集度进行测定,结果表示,中国文化产业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相关性,邻接地区间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并且我国文化产业聚集的显著度在不断上升。通过 Moran 散点图揭示我国文化产业的聚集特征,结果表明与西部相比,东部文化产业发达省区趋于空间集聚。通过对2009年文化产业空间计量回归分析,发现各省区 GDP、文化产业投资、文化产业机构数量对文化产业产值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和计算空间相关性的作用强度。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入手,选取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2000-2015年的人均GDP指标,采用空间差异测度系数、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自相关LISA分布图,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与分散特征、各城市与邻近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采用网络分析法,建立两两区域VAR模型,进行ADF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研究发现,从绝对差异上来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而从相对差异上来看,2006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稳定。其次,长江经济带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特征是逐年增强的,但是各城市间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总体偏低,在经济协作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下的空间深化与空间广化机理剖析

作为事物刻画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在经济学领域却命运迥异。较之于时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随着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来临,时空压缩扑面而来,空间的重要性目益凸显。新经济地理学在吸收德国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家马丁（Martin．R）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主题：空间深化机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广化机制（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以及就业密度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服务业物质资本集聚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弱化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也由正转向负,而服务业就业密度、经济开放水平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注重加强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协调发展;同时应提高我国服务业的集聚度,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的产业关联表现形态。对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创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试图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作用。研究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03—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多空间尺度运用EG修正指数和DCL指数测度了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邻近地区创新的溢出效应,以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益的思路。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存在产业协同集聚现象,但水平仍然较低;(2)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度高于大湾区,其中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最高;(3)都市圈尺度下的比较发现,广州和深圳两大都市圈的产业协同集聚度居于大湾区领先水平;(4)港澳生产性服务业与珠三角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低于珠三角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显示出生产要素未能高效便捷流动导致港澳近年来与珠三角制造业的经济关联度不及珠三角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5)粤港澳大湾区尺度下的协同集聚度与区域创新水平均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珠三角地区尺度下两个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对珠三角...     

空间溢出视角下长江经济带服务业集聚与消费结构升级——基于非对称矩阵的实证分析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数据,从空间溢出视角,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研究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结构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而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空间相关性不显著;从长江经济带整体看,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区消费结构均表现为短期抑制、长期促进作用。从上中下游看,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异质性。本文提出加强需求侧管理、塑造新型消费体系,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服务业供给结构,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激活新内需潜力等对策建议。     

泉州中心城区对县域经济空间影响力的实证分析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系统的基础。近年来,泉州市经济发展实现不断跨越,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文章采用横截面回归分析和引力模型对泉州中心城区的经济空间影响力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心城区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力并不显著,但对环泉州湾地区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经济地理学视角看,环泉州湾县域经济在全市的领先地位是有其先天地理优势,实证结果表明了,以泉州中心城区、晋江、石狮组成环泉州湾城市核心区发展战略是可行的。